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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五老：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 王伯祥（1890-1975）是文学研究所元老级专家，名声很大。我进入研究所之后，就经常听到前辈学人谈到他，说他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做过多年编辑，著名的《二十五史补编》即出于伯祥老人之手。新中国成立之后，郑振铎出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延请伯祥老人任研究员。那时，伯祥先生在文学研究所中就是一位德高望众的长者。可惜余生也晚，无缘拜谒。我想象中的伯祥老人一定很高古，很超然。近读王伯祥哲嗣王湜华编《音谷谈忘录》（中华书局，2007），更强化了这种印象。该书收录作者与六十位文化名人相交往的旧事，诚如作者所说：“我的父执辈中，就多知名学者，都是在文学界、史学界占有很高地位的一代学人。”伯祥老人的著作，除了一部流行很广的《史记选》，还有什么？其实，对于这样一位文化老人，我们文学所的后辈所知并不多。2003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征集资料，知道伯祥先生1975年去世前夕，曾作《旧学辨》，痛斥破坏祖国优秀文化的荒唐行径。《暮年上娱——叶圣陶俞平伯通信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载， 伯祥老人富于藏书，但大部分毁于“1·28”日寇轰炸上海的战火中。这部藏书志所著录的只是作者后来所购读的部分典籍，很少珍本秘籍。起初，我抱着探寻秘籍的心理翻阅此书，尽管我很快就发现在这方面所获不多，但是这部书却有种别一样的韵味吸引我，无法放下。我甚至从书中读到了伯祥老人的寂寥、期待、困惑，有时甚至是愤然。为了排遣这种复杂的心绪，老人家常常抄书自娱，该书《续编》常常著录有作者自题“容叟”、“巽斋”等手抄本，很多抄于古稀之年。如卷二《湘管斋寓赏编》跋语中说：“老去送日，一寄于钞书，为乐正不减寻水玩山也。老友圣陶至形诸咏歌，书以相贻，盖同声之应有不期而然者。”（142页）除抄书外，作者还曾两遍点读《四库提要》，并辑成《书林蠡酌》，凡六册。《再跋重装湘本輶轩语书目答问》跋称：“奔走傭书之暇，曾两度点阅《四库提要》，且以其断句之本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以是益熹流略之学。”作者认为：“读书施用标点，即章句之学，贵在节解分明，助人理会。与其抑扬，固须传神，引用它著，尤宜提清。而主要关节，仍在句读。若句读不明，必致舛伪。”（《羯鼓录》跋，63页）八十四那年，作者题《图画精意识》云：“老去无聊，以钞书自遣，数年以还，亦手钞不少。《美术丛书》之合意者，几摘录殆尽。”古代学人常常有抄书之举，一则为了聚书，二则加深记忆。伯祥老抄书，虽承古风，但在那个万马齐喑的特殊年代，作者举目悲凉，不无大树飘零之感。 因为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读书、抄书，故伯祥老人的藏书志就与一般的书目题跋颇有不同。他很少讲求版本的优劣异同，而是关注收录这部书时的心境与场景，特别是追想与顾颉刚、郑振铎、叶圣陶、夏丏尊等人数十年交往的题跋，携手河梁之情，萍踪浪迹之思，便时时流露于字里行间。如卷二著录的《十国春秋》，乃郑西谛所赠，且保留其题跋。作者为此按曰：“其为人天真直率，口无择言，朋侪中多目为大孩子（亡友夏丏尊年长于予四岁，亦率真无城府，蠲除世故，称心而谈，人亦以孩子目之，为见别于西谛，遂呼之为老孩子）。嗜书如命，每见可欲，百方营求，以期必得。其买书之勇，世罕其匹，虽典质举债不恤也。每得一好书，创挟以示予，名为赏析，实自矜其得意耳。冷书孤本，尤所癖好。予喜泛览，不尚珍秘，所见每与相左，辄以细故，争辩不屈，卒仍各持己见而后已。其交游甚广，南北名流之过沪者，无不接。而于文人之无行者则疾之如仇，每一道及，必申申焉谥之为流氓、为无赖，甚且啮唇示怒，座客每多愕然，而予则弥觉其妩媚，诚不啻金圣叹之赞许黑旋风焉。然亦以此见妒于人，人以其译著之富，削稿盈屋也，每以多产作家讥之（讥其率尔操觚耳）。”可惜我在写作《西谛书话的启迪》（载于《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时未见此文，否则一定补入。另外，伯祥先生过录西谛跋语的落款时间是“三十二年。”而吴晓铃编《西谛书跋》（文物出版社，1998）第49页也过录了这篇题跋，却作“二十三”，疑误。因为郑跋有“浩劫之后，继以焚毁”云云，如果作“二十三年”就是公元1934年，当时正是日寇占领东三省时期。而“三十二年”则是1943年，与“浩劫之后”相符。伯祥老人与顾颉刚同乡、同学，相互关照，风雨不蚀。《再跋重装湘本輶轩语书目答问》称：“在草桥学舍时，同志益多，而以顾君颉刚好之尤笃，每散学归，必同过玄妙观旧书摊，各搜访所欲得，则《书目答问》乃唯一之顾问也。”（144页）甚至顾氏的第二任妻子殷履安亦伯祥老介绍。本书转录顾氏题跋亦有涉及。比照蔡登山《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情感世界》（《温故》第十一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颇可以相互发明印证。尽管与顾颉刚关系如此密切，但伯祥老人对于顾氏及其古史辨派也不无微词。《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上下卷》题跋这样写道：姚际恒“以好古自颜其堂，使人一望而知为笃古精鉴之士，实亦不在项子京、曹秋岳之下，顾其鉴古之名竟为其名著《古今伪书考》所掩，莘莘之士，颇有不知其为收藏名家而称道其《伪书考》不绝口者。”作者初不得其解，后来彻悟，转而笔锋一转曰：“自百家争鸣之后，继之以罢斥百家，儒术独尊以后，又有今古文之争、南北学之辨。赵宋南渡有道学，于是道学成家而宋学之目以立，反之者便标汉学之名以相抗。驯至明清，不但有汉宋之争，抑且汉学复与汉学争，宋学复与宋学争，互斥异端，相视若水火。于是门户立而攻驳愈烈，攻驳愈烈则双方之著作必皆有渐失其说服力者，则古籍之数，不削自减，在当时出卫道自任者，观对方之失势而大快，而一般怕书多难读之流，却拍手称庆。盖从此之后，只须任拾一方之牙慧，余都可以一概屏绝而不观。及姚书一出，罗列古来赫赫名著，概斥为伪，一若分列罪等，名捕逋犯之官牒，拍手称庆者不啻骤得一佐证，天降一护符，从此可以不究内容，肆意斥责，而人亦不敢致其诘难矣。此风一扇，每下愈况，逮近人《古史辨》出，更一切否定，而古籍之足用者星凤不若焉。承学之士，竟以疑古派自矜，而老师宿儒只得钤口结舌，以抱残守缺自娱而解嘲。学风窒息，恐将一蹶而不可复振矣。昔人讥学派相争曰党同伐异，专己守残。今日者，上一语固久已不成问题，而下一语却不甚确，盖专己则诚是矣，守残之残又何居乎？其尤悍者对他人则否定一切，自谥则一贯正确，是亦一天不变道亦不变之论矣，又何为令二千数百年前之董仲舒独尸其咎，使泽畔行吟之屈原而在今日，又将何从呵壁而问天哉？因跋姚氏家藏书画记，不觉连想及于《伪书考》之影响，而一为倾吐如此，是诚所谓忍俊不禁，不足为外人道者也。”（142页）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最好的诠释。作者出入于经史之间，却没有走传统经学的路子，而是更加注重典章制度、历史掌故、诗词戏曲、小品书画之类的文献。由于视野开阔，伯祥先生常常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妨举三例： 一、关于《四部丛刊》与《四部备要》的优劣，学术界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前者大大优于后者，因为《四部丛刊》往往选择最好的版本影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直至今日，多数学者仍持这样的刊发。伯祥先生在《又扫叶山房石印书目答问》题跋中则客观地指出：“中华书局之出《四部备要》，直欲与商务印书馆所出《四部丛刊》竞爽。实皆以《书目答问》植之基，为商战争胜计，各炫所长。《丛刊》以广收古刻名椠，影印传真为号召；《备要》则多采注释名本，全用仿宋体聚珍版排印，以清晰悦目为标帜。两者互有短长，而《备要》较资实用。”（59页）至此，始悟过去偏信之弊。 二、关于《古今图书集成》，历来也评价不高。伯祥老人指出：“书虽庞碎，实裒《类聚》、《御览》、《册府》、《玉海》诸大类书而囊括之，且多整篇录存，分类互见者检览既易，若触类而引申之，诚无愧于群书之藳钥矣，抑有进者，其中采存之籍，每多当世触讳被禁之作，乾隆修库书而秘不列入者，阳为尊其祖祢，不便迳废，阴实不欲他人见之，转碍执行禁毁也。”（60页）经过这样中肯的分析，伯祥老人呼吁学界同仁学人对于《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应抱有一种客观平实的态度，不能偏信偏听。 三、关于《鸣野山房书目》，作者特别指出作者伪署问题：“此目即清初祁理荪《奕庆楼藏书目》，向无传本，民初湖州人沈韵斋从藏家钞出，伪署沈复粲鸣野山房之名，经由来青阁杨寿祺之手售出。当时簿录之学，风行一时，稍僻稍稀之籍，各大图书馆争致之，于是类此钞本，颇易售欺。沈钞亦不止一本，北京图书馆及燕京大学图书馆皆有之。此目即据燕大藏本排版校印，潘景郑号为知书者，亦堕其套中，为之录校，古典社遂印以行世。乃乾洞悉原委，为发其复，事以大白。否则真书伪署，张冠李戴，祁、沈两伤，不且冤沉千古乎？”（105页）。这里所说的“古典社”，即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该社曾出版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二十余种，《鸣野山房书目》即其一，潘景郑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曾予再版，前言称：“其中除了广为人知的藏书家著述”外，“还有不少较为人知的稀见书目”，仍包括《鸣野山房书目》，而作者然以误题沈复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第233页收录作者1957年所写的序言，编者未有任何说明，不无遗憾。 由此想到，《庋榢偶识》不会是一部很畅销的著作，也可能就像作者一样的寂寥，无人喝彩，很多人也不会关注它。但我相信，岁月的尘埃终究无法掩盖它的价值。伯祥老人辞世三十年之后，他的藏书依然泽披来者，而他的藏书志依然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不仅如此，通过这部风格迥异的藏书志，我们还可以鲜明地把握住作者狷介的性格，同时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作者晚年的心境。与他生前交往的很多顶尖级人物相比，伯祥老人可能显得寂寞，但是他所主持编纂的《二十五史补编》，几乎是从事先唐文史研究者案头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而他选注的《史记选》，自1957年出版以来，迄今已经印行三十多万册，拥有大量读者。当年，年过八旬的伯祥老人，时赋《采薇》之歌，频问灵均之卜，愤然而著《旧学辨》，苦苦期待着国人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而今，随着现代中国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追寻，人们正在迅速地改变着对于旧学的认识。我坚信，伯祥老人和他的书，不会总是这样寂寥下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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