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十年以前，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部报告一经问世，立即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在北京和美国，差不多同时举行了规模相当大的研讨会，有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等方面的学人参加，一起讨论这项重要发现的意义和价值。随后有关论文、专著层出不穷，直到现在尚未衰歇。

　　梁涛博士正是在这个当口步入学术界的。他在1998年底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博士后流动站，选定的研究课题便是“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2001年出站时，研究报告获得评审专家高度评价。2006至2007年，他又去美国哈佛大学，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以同一题目与杜维明教授共同研究。现在这部长达四十余万字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乃是他这些年反复琢磨、不断深入的成果。

　　郭店竹简之所以特别珍贵，在于出这批简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属于当时楚国郢都的墓葬群，根据该地区楚墓的考古学分期，可以估定其下葬不晚于公元前300年。这为我们将郭店竹简放在学术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提供了难得的优越条件。

　　郭店简的内容，主要为儒道两家的典籍，而以儒书居多数。简的抄写自然先于墓的埋葬，至于简的内容当要更早。就儒家著作而言，应该都是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有可能读到的，撰作时间无疑早于孟子晚年写成的《孟子》七篇，是孔门七十子或七十子弟子的作品。这便给了我们空前的机遇，来考察“孔孟之间”早期儒家的思想发展。

　　“孔孟之间”是儒学史上的一个大时代。《汉书·艺文志》曾引刘歆的话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可知在孔子之后，儒家在演进中出现了学派分歧，如《韩非子·显学篇》所云，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良)氏之儒，有公孙氏之儒(据《圣贤群辅录》改)，有乐正氏之儒。”这八派并不是彼此平行的，《荀子·非十二子篇》就把子思、孟子列为一系。

　　宋儒于此有更进一步的看法。以朱子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孔子传道于曾子，子思以曾子为师，而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孔、曾、思、孟构成“道统”。宋以下学人必读的《四书》，就是这一“道统”的体现。因此，思孟学派的传承，不但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问题，更关系到宋学以至整个学术史。

　　郭店简的出现，使我们看到“孔孟之间”的儒学强烈的理论性、哲学性的趋向。简中《缁衣》、《五行》已可证实出自子思，其余《性自命出》等篇也与之有密切联系。这些著作的特性，又告诉我们《大学》、《中庸》同样出于这一派学者，为思孟学派的研究开辟了与近代流行观念不同的新境界。

　　读者在梁涛博士的这部《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书中，很容易看到他通过对郭店简深入辨析，结合传世文献的梳理，得出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他研究《五行》，推广到子思和告子、孟子仁义之说的异同;研究《穷达以时》，联系了孟子、荀子天人之说的实质。他提出《大戴礼记》所录《曾子》十篇包括乐正子春的作品，在仁孝关系上有违孔子、曾子的传统，诸如此类，都富于启发性。他对“慎独”作出的全新解释，更是别辟蹊径，无怪乎许多学者给予肯定。关于孟子、荀子都同子思在思想上有联系的意见，也极发人深思。

　　我还想提到，梁涛博士根据郭店简《唐虞之道》及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等，指出战国中期曾有宣扬禅让的思潮，直至燕王哙让国子之事件，孟子才起而反对。这个看法，拙见幸与相同。禅让之说本于《尚书·尧典》，当时一度风行，是社会政治形势造成的。《容成氏》等说上古无不禅让，并无史实依据，不值得深求。但从研究孟子来说，这确实是需要探讨的方面。

　　梁涛博士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内涵非常丰富，不是我在这里能够全面介绍的。实际书中涉及的，还有正在陆续发表的上博简等等。我相信不久梁涛博士还会有更多、更新的研究，对学术思想史进一步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