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等著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一书，将知识分子群体放到开放的社会空间中予以考察和审视。

　　本书回顾道，以科举功名为追求的传统体制崩溃之后，伴随着现代知识教育体制生成的知识人，得以从宗法家族的价值系统中脱身，在知识的生产、观点的表达和思想的碰撞中形成一个向公共领域发言的知识人群体。在启蒙思潮的驱动下，他们爆发出巨大的话语力量，借助教育和大众传媒等渠道，将其思想和话语的批判性延展到社会层面，创造了与传统文人“清议”截然不同的话语方式。

　　在那样一个政治、军事斗争剧烈的年代，这样一个敢于说话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乡土社会”的秀才们难以从差序格局中跳出来，只能成为伦理秩序的符号。而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里聚集的知识人逐渐从私谊网络走向更为广阔的交游世界中。从会馆、戏院到学会、社团、报纸、杂志，京沪知识分子以“五四”为契机建构起影响自身和外部的公共生活。

　　他们棱角多，个性强，却在倡言启蒙和国民觉悟上有着一致性。从个性气质上看，他们特立独行、狂放浪漫，而在公共交往上，他们又有着强大的亲和力。一个知识人后面，是一群人。支撑他独立冷峻思考、发出惊世骇俗言论的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民国文人的研究，都是从群体的角度入手的，如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石兴泽《学林风景———傅斯年与他的同时代人》、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等。可见，孤立地考察一个人的选择与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作为私人文本的日记，也往往是一个群体的活动记录。

　　年轻读者常常会为近现代学人之间那么多思想分歧、人事纠纷而大惑不解。其实，这么多分歧、论争、决裂，反而证明了他们在思想和人格上的独立性。他们之间的怨与恨，骂与争，都体现了思想资源、人生经历、学术背景和气质品格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于思想和学术的发展是何等重要。在思想革命的起伏跌宕中，知识分子群体处于不确定状态，聚散、分化成为常态。但是，知识分子之间的离合因为源于内心的知识理想而单纯真诚，现代知识分子常常把思想群体的塑造作为一种精神自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一书将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与市民社会的成长联系起来考察。知识分子通过在大学里教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谋生，他们和市民一样需要为了生计而奔波，为保全性命而避难，为寻求利益而投机。他们需要在严格的等级化城市中，寻求属于自己的空间，并以此来确立文化上的认同。鲁迅的交往网络不限于大学，《语丝》周刊、内山书店等都给鲁迅提供了与启蒙思想家、进步青年交往的平台。胡适的交往网络主要是安徽同乡、留学生和北大人，其中不乏卓越人士。叶圣陶、郑振铎等“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则通过出版社和刊物而形成一个植根上海社会的知识群体。他们的交往起步于学缘和地缘，却又超越于此。他们借助于沙龙、茶馆、广场等公共空间，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背负起自身的精神担当。

　　但是，这种以知识和良知所维系的共同体在政治、经济的危机中是极其脆弱的。本书得出了一个悲剧性结论：“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在身份上依然是自由浮动的游士，在心态上更是没有安顿下来。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争、内乱和革命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对于这个结论，笔者难以苟同。“知识人社会”的倒掉和消失只是历史的表象，这个群体潜藏在乱世与强权后面，等待着沉默的终结。无论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发生怎样的变化，对真理的追求使得知识人从未放弃对“公共交往”的期盼。知识分子的尊严来自个体的孤独求索，但是，知识分子的价值却体现在对公共领域和生活世界的影响。正是因为坚持了纯粹和坚韧的精神追求和学术理想，他们才以群体的形象和思想显示出永恒的魅力。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许纪霖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