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

《民国采访战：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阿班回忆录》，杨植峰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7月第一版，34.00元

史实或无多新颖之处

　　国际新闻界的重镇《纽约时报》，对国人来讲，影响不小。史学界有人专门搜辑清末民初该报在我国的现场报道，算作口述史之外的另一种新史料。自1929年至1941年，该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Abend）的当下报道与事后叙述，其史料价值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就我有限的阅读量，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阿班发表于《纽约时报》新闻作品的结集及其汉译；而他的在华回忆录早在1944年已出版，汉译则刚刚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温故书坊”编辑、发行。

　　阿班生于1884年，供职《纽约时报》之时已经45周岁，此前他已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一定的新闻经历；其实他在1926年就已踏上我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先后在《广州英文日报》和北京《英文导报》等美国人办的报馆从事一线采访。所以，他的这本回忆录并没有局限于他身为《纽约时报》名记的驻华经验，而是放大到整个一个时间段——在中国的15年。书原题为：《我的中国岁月》（My　Years　in　China，1926-1941），便不难理解了。

　　1926到1941，阿班的运气真不赖！正好是国民革命军实施北伐的前夕至日本开始发动太平洋战争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他作为外国人——可以旁观——和一名记者——可以到现场，亲身感受了许多现代中国的历史场景；而阿班本人也真称职，力求身到、眼到，辗转广州、上海、北京、济南和满蒙各地。如此条件或机遇，有几个人可与他相比？

　　有人说，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表述这一命题的人的出发点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儿无法展开讨论。我想抬杠的是，即使命题可以成立，但也无法同时证实以下两条：一是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再是说“新闻是历史的来源”。没错儿，阿班的确有幸亲临了不少现代中国的历史场景，也的确恪守新闻职业道德写下了相应的文字报道，他的回忆录不妨看成是这些新闻报道的复述、重述、忆述。然而要是把这些文字当作举足轻重甚至不可或缺的重要（重大）史料，也未免混淆了历史之于新闻的边界。新闻可以成为史料的一种，但也不比档案、文件以及私人文本等特别优异到哪里去。司马迁没有遇见过新闻，照样综合国家档案和民间传闻再加上前人记录写出了《太史公书》；当然，要是那个时候有新闻，他也会采纳进去的。在我看来，阿班这本回忆录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并没有抖出什么猛料来，他所目睹的国民革命的过程，近20多年来，且不提美日等国、港台等地学者的成果，光是国内新老学人的研究也差不多已经能够廓清讹误、恢复本真而成为一代信史。最近由杨天石主持编纂，杨奎松、王奇生、汪朝光等人分撰的《中国国民党史》，最早由李新等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均足以体现其水准与识力，更不用罗列其它林林总总的专著、论文之类了。假如这个译本不是迟至今日问世，而是出现在“文革”后期或者改革开放之初，也许会赢得轰动效应，因为阿班的叙述与当时的主流话语判若天壤。譬如说国民党也抗战，今日听来已是稀松平常的常识，而那时熟看《地雷战》、《地道战》的同志们，闻听之下，不吓破了胆才怪呢。

细节“鲜活得带着汁水”

　　在译者看来，阿班的这本回忆录所提供的史料之鲜活、可靠，常常为专业史家所轻忽甚至误写。译序中特地提到了几个历史事件：《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因何搁置达18个月之久，《纽约时报》在营救胡适出狱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阿班第一个对西安事变作了全球性报道，松井石根率部屠城南京之前在长江上炸沉美国军舰帕奈号等。诸如此类，国内史界不都留白，而且有些事实尚待考察，阿班的回忆录，不可能成为重新修史的理由。它之可取与可嘉，译序说得明白：“史家知道的中国现代史是干枯的事实，而阿班提供的一个个侧面，来自美国记者的独特视角，鲜活得带着汁水。”（第8-9页）

　　说阿班的回忆具有细节的真实与生动，我毫无异议，因为这正是译本之所以吸引我眼球的主要原因。但要注意，这不是阿班回忆录的独创，而且也不是首创。西方近代以来涉及到中国的同类著作差不多都有此长处（因为现象普遍，故不敢谓之特色），这是否出于西方人士的写作习惯，我不能判断。可我高兴地发现，我国由来已久的乙部（历史学）也不乏细节生动的例子。在此，不必进行穷尽式例举，单看一部《太史公书》，便目不暇接，廉颇的“负荆请罪”、刘邦在“鸿门宴”当中逃逸，等等，等等，现场感之强，令人疑为小说家言。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写下的阅读此书的札记，就曾讲到在某种场合之下或某个意义之上，历史家与小说家的手段往往相通，即是针对历史场景的细节处理而言的。这在无意中指出了一个事实：历史，多少带有娱乐性。阿班的回忆录之可读，缘于它给读者带来了愉悦感？

　　阿班回忆录给人的愉悦感跟娱乐界的做法形似神不似。不尚宏大叙事，专拣历史细节，还原场景，保持其鲜活，从而让读史者不光是记人名、地名和数字，仿佛身临其境，与历史人物一起喜怒哀乐，这是阿班和娱乐界共性的地方。差异之处在于，阿班告诉读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娱乐界则想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阿班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娱乐界是没我不知道的。

　　阿班的回忆录以细节取胜，可以让那些即使已经十分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们在愉悦的心境下温习和验证，达到如此高度的原因乃在于阿班的洞察力和预见性。我国古人提出搞历史必须同时具备才、学、识，阿班似乎无愧于这一标准，尤其是“识”这个方面。他讲到：“驻外记者应该是专家。其中的佼佼者，必须受专门的职业训练。其所受教育，不仅要包含语言与历史，还需有地理、经济及社会科学。他们需精通国际法律与礼仪，了解全球政治格局”（第329页）。这不是才、学、识的阿班式表述吗？他这本书写作与出版的时候，中日战争以及二战尚未结束，他便预料苏联固然想染指东亚，但又不打算亲征日本及其在华势力，听凭英美攻入东京，苏联坐收渔翁之利，有这样的话：“待到刀枪入库、日本签了降书，美国及联合国将面对无数难题”（第324页）。显然，阿班不会算命，因为苏联很快出兵东北；但不能否认阿班照样具有远见卓识，他其实已经隐约感觉到了冷战的未来。你看他接着说道：“这些问题，必须获正当与睿智的解决，否则，过不了四分之一世纪，班师回国将士的后人，或许就要被迫再赴异国征战了”（同上），此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均能证明阿班的忧患并不等同于“杞人”。有此识力，有此关怀，也就是阿班本人讲的“了解全球政治格局”，对于历史往事进行细节的追忆和叙述，就具有了本质的真实与参透力。

　　这样说来，在史实上没有提供太多太新材料的阿班在华回忆录，却让每一个温读这段历史的人都会追问：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历史无法重来，但可以帮助人们更准确更深刻地体认现实。阿班的预言虽然未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然而当今中国人读了他的文字能不产生联想与感触吗？何况在我看来，我们尚未走出阿班的预言期，尽管他本人在半个多世纪前（1955年）已经撒手人寰。我本人阅读这个译本的体验是，开卷的过程是愉悦的，掩卷的心情是沉重的。沉迷于电影、电视剧以及“讲坛”的历史爱好者，如果能够读得下这个译本，便是梦醒时分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