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文本（text）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fact）的问题，史景迁经过六年的苦苦钻研，却似乎没有参透这一点，不能不说多少是有些遗憾的。

    2007年秋季，史景迁写的张岱传记——《回到龙山：一个晚明人物的记忆》（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在美国出版了。《纽约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大众媒体陆续刊发了一些正面的评论，不过，很显然，史景迁的这部新著没能像他以前多数的作品那样畅销，也没能引起更多不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的关注。《回到龙山》很可能是成名之后的史景迁写的得到反响最小的一本书了。

    2007年10月26日号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登出宇文所安的长篇书评，书评以较委婉的方式对《回到龙山》提出了一点批评。宇文所安认为，在明季，像张岱这样试图修撰明史的文人为数众多，在官方垄断了档案资源的情况下，私人修史注定无用武之地，而史景迁将张岱的历史写作摆到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似乎是不恰当的。事实上，在这一批评之下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分歧，这就是文学与历史之间、文学研究者与历史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在文学研究者宇文所安看来，张岱更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卓特的文人，而不是一个出色的史家；而在史学研究者史景迁的笔下，张岱的文学写作与历史写作并无轩轾之分。我们几乎可以说，在整本书中，宇文所安并没有为张岱的文学成就留出特别的探讨空间，对他而言，张岱的文学作品、历史作品及其它类型的创作都只是供他镶嵌出张岱一生全景的马赛克而已。

    尽管宇文所安在批评时所给出的理由并不很恰当，但他提示出的深层问题却是极有针对性的。我们可以进而追问：如果不是因为张岱很好地写出了他的那些回忆，他的那些回忆还值得写出吗？张岱之所以被中国现代的文学史所挖掘，不正是因为他写得好，而不是因为他写了什么吗？张岱值得被书写、被记住，是因为他的一生的经历、全部的著述，还是仅仅因为他的文笔？对上面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涉到对史景迁这部作品的评价。

    简单地讲，史景迁以细致的笔触描述了张岱的一生，他的描述是没有侧重的，是不加区别的。尽管张岱漫长生涯中涉及的方方面面都在书中被写到，但是，我们很难发现史景迁对张岱的哪一具体方面更感兴趣。史景迁在引言中自承：“很难把握张岱的本质（It is hard to catch the essence of Zhang Dai）。”这或许是作者在无意间流露出的彷徨心态。通观史景迁的学术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他最接近“文学”的一次，可显然他对作为文学家的张岱并没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宇文所安提示出的那一连串问题又回来了，甚至一个更尖锐的问题也变得清晰了：作为一个人，张岱的一生真的那么值得被讲述吗？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史景迁此次创作行为所要面临的终极质疑。作为学术研究，写出胡益民（《张岱评传》、《张岱研究》）、佘德余（《张岱家世》、《都市文人——张岱传》）那样的著作来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我们期望于史景迁的难道不是普通学术研究之外的另一种意义吗？史景迁在引言中强调：“我们不能说张岱是一个普通人，可他更接近普通人而不是名人。”不过，张岱跟史景迁以往写过的胡若望、王氏那样的普通人是有区别的，说到底，张岱的身上缺少一种真正独特的东西。宇文所安在自己的著作《追忆》中选择对张岱的追忆行为深入探析并非无因：与其说张岱的个人经历有什么值得思考之处，还不如说是他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梳理、再现才更值得玩味。张岱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文本（text）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fact）的问题，史景迁经过六年的苦苦钻研，却似乎没有参透这一点，不能不说多少是有些遗憾的。

    钻研归钻研，异域学者读解中国古代文献，在细节处总免不了参差舛误，这原是情理中事，史景迁自然也不例外。《回到龙山》是由大量文献的译文和转写构筑起来的，涉及引文数不胜数，不犯错简直是不可能的。由于关涉具体文意理解的部分解说起来太占篇幅，只好从略，兹仅举两个简单的、与专名有关的例子，聊窥一斑。

    原著第29页讲张岱于“九月的月亮节”（September moon festival）期间偶访西湖，注释中交代此处的内容出自张岱的名篇《西湖七月半》。我们知道，同一天在中西纪年里可能相差十几天至五十几天，不过，阴历的“七月半”变成阳历“九月”的节日，也还是令人生疑的，毕竟要想搭上九月的边儿，相差天数要在四十五天以上，这种机会是较少的。七月半，即阴历七月十五，按道教的叫法，是中元节；按佛教的叫法，是盂兰盆节。总之，这个节不能叫“月亮节”。事实上，我国的中秋节有英译作moon festival的先例，我疑心史景迁错把“七月半”看成“八月半”，当作阴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了。

    原著第284页，也是该书正文最后一页，提到张岱在《有明於越三不朽图赞》的序言中用了别号“古剑老人”。这个别号被译为英文Old Man with an Ancient Sword，直译就是“带着一柄古老的剑的老人”。但“古剑”并不是“古老的剑”，而是指蜀地的剑州。张岱晚年在《自为墓志铭》中自称“蜀人”，《四库提要》则说他“家本剑州”，不管宗子的祖籍究竟在哪里（黄裳先生在1957年发表的短文《陶庵张岱》中曾提出张岱自称“蜀人”别有缘由，参《来燕榭集外文钞》第494-5页），“古剑”指剑州，是不存在疑问的。举一个旁证：黄裳先生在《张岱的<史阙>》一文中曾提到稿本《史阙》序末题“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撰”（参《榆下杂说》第100页），按惯例，“古剑”的位置正是标明籍贯的。况且“陶庵”二字嵌在当中，“带着一柄古老的剑的老人”之译法是无论如何无法成立了。

    我们当然从不怀疑史景迁能凭藉其流利的叙述手法将西方读者引入复杂的中国历史世界，但是对这位能干的导游推介的景点是否合宜以及他的解说是否确当，我们还是要稍加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