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先生是学界公认的唐代文学研究专家，近年来，更在汉唐文史多个领域做出许多成绩。识者以这些工作所达到的境界，只当于老辈中求其伦比，近世以来少见其匹。就其新出《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来看，此言非虚。

    《论考》在“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的发端辞下，连缀五组长文，对汉唐文史与文献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做了全面精详的论述。尤其是一、五两部分，就断代分体文学全集的编撰，以及近年新出汉唐文史论著所见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切中肯綮的意见。其中对断代文学全集编篡学术准绳与评价准则的揭示，对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下，诸家汉唐方志辑轶、唐文补遗、《全宋诗》、《全宋文》的得失，乃至域外汉籍研究等，均条分缕析，备见原委。有时驳去俗解，翻深前贤，在旧题旨中转出新意，尤带给人思理折进的快意。

    其实，通观全书，诸如搜罗全备、体例妥善、校录精审、考辨周详等评说标准，均非其个人的发明，而是循历代人治学的通例。当然，将这些标准落实到具体，往往涉及版本的选用，文字的厘定等方方面面。又，历代典籍迭有迁改，情况复杂，如何避免失校与失用，克服以一定万、以偶冒常的错误，也是他特别经心的。对此种种，他都结合自己订补重辑古籍的经验，据实说话，在充分体谅文献整理落叶复扫的特殊性同时，既肯定编撰者的劳绩，又不做讳饰之言。以大篇幅发扬周勋初主持校订本《册府元龟》之于中古文史研究的意义，同时结合辑纂《全唐文补编》和《旧五代史》的体会，指出此书的校订和利用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就是一显例。有些今人的工作，因明显违反古籍整理的规程与原则，如不用前贤成果及后出补遗，不遵古人收录体例等等，他则直言提出批评，并一一予以纠正。如指《汉唐方志辑轶》贪多务得，挂漏颇多；《全唐文新编》拼烩成书，了无新意。相较于时下常见到的不下基础工夫仅以口舌增损，或爱憎失度褒扬溢量的浮泛与虚夸，这样的批评显然更深切著明，更可见作者责善无私求实无畏的问道的素心。

    尤可称表的是，作者的博学与精细是由开阔的眼界与弘大的学术追求提领起来的。因前者，许多人所未言之要害，经其一一阐白，顿时条贯分明，且验之载籍，历历不爽，这一点已为人所了解。因后者，在孤文片记搜罗殆尽的背后，那种对曲通旁达、解粘去缚的弘通功夫的推崇与践行，相信经由本书许多篇章，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盖作者深知传统考据必须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基于“传统学人重视诵读、褒贬、义理，文献阅读要求比较狭窄，现代学人更多地关注古人生存发展和社会变动的一切细节，更多地强调利用最原始、直接的文献来研究学术课题”(114页)，所以，他为自己的工作设置了很高的标竿，不但留意从传世文本中读出某个具体的本事，更重视读出其背后所涵摄的一个时代历史发展的全貌与肌理。如评述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就非常关注其中涉及的政治、社会、文化与民族，包括家庭社会史、海运交通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及文学史、艺术史等内容，以此来获取有资唐代文史研究的信息。据此，应该这样说，作者对许多具体细节的精湛考证与精准的究诘，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他对一个整体全局的准确的把握。这使得他的研究避免了漫散无归的旧学弊端，并让人明白，在考证一途，固然先有事实的是非，才谈得到评判的是非，但这个事实绝非被动地在那里，它太依赖有人把它们唤醒了，当然，是用一种科学合理的方式。

    由此想到陈尚君们存在的意义。在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时，他曾多次说到受乾嘉以下一直到近代如钱大昕、王国维、陈寅恪、陈垣、余嘉锡等人的影响，尤其是岑仲勉。虽然，他不赞成“回到乾嘉”的说法，也不主张国学再度成为学术的主流，但认为包括乾嘉学派在内，前人基本的学术准则和治学方法仍应遵守。确实，如乾嘉史学之官史重于私史，古史重于今史，且早期重经学而后期重小学，学问之外，颇有门户，细碎相逐，互不相通，诚不值得效仿，此所以陈垣要说“不与乾嘉作殿军”。但当此学风日趋浮夸，末流放失在在多有，而西学的引入，又不同程度地导致历史叙述的当代性被滥用与误用，他这种对前贤的尊重与追仿，还有最大程度地利用遗存文献文物构建古代历史的努力，就不能不说很难得，让人想到一种受使命感支配的淡定的坚守。

    今天，类似傅斯年所说的“史学就是史料学”正饱受争议，有人甚至发文，质疑确定题目后必须广泛搜集资料的研究路数，认为过分依赖文献正是影响当今学术创新的一大原因，其结果直接造成每年产出的十几万篇研究生论文大多了无新意。可谁能否认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基础作用！更何况在比较不同的史料时，傅氏也讲要注意对看官家与民间、近人与远人、本国与外国、直接与间接不同的记载，并从理解上又分疏了本事与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与著文的不同的义界。作者不涉入这类观念与方法的争论，长日更深，全付精神，既注留在传世的基本文献上，复关注孤本秘笈与海外古抄逸书等新出的材料，以为“对海外文献和研究的利用不足，是中国大学文史研究的普遍缺憾”(110页)。此外，受岑仲勉以碑刻考证历史的影响，十分重视石刻文献的充分利用，以为其在二十世纪被大宗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唐代文史研究的格局，造成了全新的气象”(510页)。说到碑刻，所记职官、地理等固然可供人补正，但所记郡望与世系就多不可信，故黄永年先生《古文献学四讲》称“据碑刻治史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的严格训练不可”。作者对此类文献非常精熟，所以书中相关批评每能切中肯綮，难以摇撼，此又是陈寅恪所说地下与纸上材料对看的意思了。陈氏以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问题与材料哪里能够分离。作者的工作是提供给这一判断很好的例证。

    由此想到钱穆在《史学导言》中说的话，任何一种学问一定含有考据的成份。其《学术与心术》又说:“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有真思想与真理论”。或许，既不戾于古而违于时，又无屈于旧而昧于新，以新眼观旧书，以科学精神发扬传统学问，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不计经济得失或短期效应的求道精神”(562页)，就是陈尚君们治学的趣向和存在的意义。较之通篇游虚者，它往往得之深而言之切，体正大而传久远。因为它担荷了一切新腾起的新解新说，并管束着它们最后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