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经学史研究的地位日益突出，经学史研究的力作也不断涌现，而杨新勋博士的《宋代疑经研究》无疑是其中翘楚。

诚如许多学者所言，宋代经学超越了汉唐以来的经学传统，是经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而疑经为作一种特殊的治经现象，在宋代俨然成为一种学术风气，这种风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学术成果。所以，对宋代疑经作一全面的检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然而，专门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并不多，除叶国良先生著专书《宋人疑经改经考》专门加以讨论外，论文仅有廖谷神先生的《宋儒变乱经书评议》、屈万里先生的《宋人疑经的风气》和李威雄先生的《两宋治经及其特色》寥寥几篇而已。以专著形式对宋代疑经进行讨论，该书在大陆是首创，对于整个国际经学史研究而言，也是后出转精之作。

宋代疑经参与的人数相当可观，涉及面非常广泛，这些都为研究宋代疑经的原因、表现和影响带来了困难。针对这种情况，该书选取了以考察主要学者的疑经表现作为全书各个结论的基础，这正是全书最见功底和最具特色之处。

对这些学者的疑经原因和表现进行研究，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选取了“从经学史和文献学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宋代疑经加以全面研究。”通过文献的爬梳去梳理经学史上的一系列问题正是该书的特色，和其他对宋代疑经偏重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学者相比，这种方法能更细致地把握宋代疑经的复杂情况，也更能发挥作者的学术优势。通过对宋代有关疑经文献的分析，该书至少在以下几点上有其独到而扎实之处。

其一，通过文献分析对学者疑经的水平做出评价。“疑经”作为一种治经的特殊现象，其水平有时受制于该学者的知识程度，有时又与该学者的态度和理性程度有关。作为疑经研究，对该学者的治经水平和疑经的理性程度做出评价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是对该学者治经水准的评价，更是对该学者疑经态度、疑经原因以及那个时代学术水平的判断。从文献学角度对宋代重要学者的“疑经”进行如此系统的评价，就笔者目前所见，该书尚属首例。而作为对宋代学者治经水平的认定，则需要对各经的本义和各传注甚至流传史、诠释史都有深刻的认识，只有对于经籍的认识水平高于宋儒，才能在评价时游刃有余，这无疑是本项研究的巨大障碍。作者广泛鉴别前贤时哲对于各经的解释，并且严格依据包括出土器物在内的各种材料，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对相关学者作恰如其分的评价。如王柏是宋代疑经史上相当重要的人物，他因删改《诗》、《书》常为人所诟。作者通过文献分析，认为王柏也相当重视“文献内证”，肯定他发现了经书的问题，这就对王柏疑经的水平和态度给予了公正的评价，而不是仅仅批评他治学“主观臆断”。

其二，借助文献分析，对疑经学者进行共时性的对比。在疑经学者学派归属、政治立场和历史年代都相仿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用力于具体文献的爬梳，后人将很难把同一时代疑经者的表现加以区分；而不厘清这些细微的差别，也很难考订出宋代疑经的发展史。举例来说，苏轼苏辙兄弟在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上都是相仿的，在经学史上往往都是一并论述，而通过文献分析就能知道二人疑经也是各有特点，如苏辙在苏轼的基础上对《周礼》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考察，从中可见苏辙后出转精之迹。由此乃知杨著所使用文献学方法的独特作用。

其三，通过文献分析来董理宋代疑经的源流、发展。如作者在书后所附的《宋代〈大学〉改本对照表》，系作者对郑玄注本、程颢改本、程颐改本、朱熹改本和王柏改本的对照，经过这样的对照，《大学》在宋代渐渐被明晰化、系统化和合“理”化的进程就显而易见了，与此同时，理学的发展也在《大学》文本的改动中清晰起来。

除了强调文献分析的作用，作者也特别声明了对考古资料的态度，认为“不能由新的考古资料来直接印证或评判宋代疑经的具体结论”。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典学各研究领域相结合成为风尚的今日，作者认识到宋代经学与考古资料有着不小的距离，有借鉴而不盲从，可见作者朴实的治学风格。

该书广泛吸收前贤时哲的研究成果，却不拘泥于这些已有结论，而是通过细致的考辨，再下己意。例如关于司马光“疑孟”，自南宋倪思（1174—1220）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是源于反对王安石鼓吹“尊孟”，但是作者根据《疑孟》的创作时间在元丰五年至八年（1082—1085），晚于王安石提议将《孟子》列为科考科目的时间，由此认为党争意气并不是司马光“疑孟”主要的原因，这是相当严谨的认识。事实上，在疑孟的具体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甚至有一致之处，笔者在此试举一例为作者补正，比如对 “父子之间不责善”这一命题，《尊孟辨》引司马光的话说：“是不谏不教也，可乎？”《困学纪闻·孝经》中引王安石的话说：“当不义则争之，非责善也。”从中可见二人的意见基本一致，正合于该书的说法。

总之，该书作为经学史研究的力作，其价值不仅在于对宋代疑经研究的创获，也在于其方法论上的意义和朴实独立的治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