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钱诗学之研究》，刘梦芙著，黄山书社2008年1月版，30.00元

顾炎武

　　刘梦芙先生的《二钱诗学之研究》，是一部值得细心玩索的好书，中国诗学研究者，尤其是关注近现代诗学者，可以从其中获得诸多启发。

　　综括此书的特色，我以为有两点。

　　(1)作者诗学诗功，两擅其胜，即不但有深厚的理论修养，而且有丰富的诗词创作体验，这就使他对二钱(钱仲联与钱锺书)的诗歌分析，深中肯綮。我曾在《诗功与诗学研究》（《博览群书》2007年第7期）中对许龙先生《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一书提出了一些看法，认为该书的缺点，关键就在于作者缺少创作的体验，因而对《槐聚诗存》与钱先生的诗学思想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无法作出具体而深入的说明。如果说许书是一个负面的例子，那么，梦芙先生此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它从钱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阐释出钱先生的诗学渊源和审美情趣。不但梦芙先生的《〈槐聚诗存〉初探》如此，刘永翔先生的《读〈槐聚诗存〉》(见《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也同样对钱诗评析入微，时出妙解，原因也在于刘先生的诗功诗学相济其美啊!

　　(2)梦芙学力超群，识力亦过人。我常说，有知识不难，有思想最难。乾嘉朴学家中，只有戴震、汪中、焦循、龚自珍等少数学者是思想家。梦芙在《二钱诗学之研究》一书中，时常闪现出思想的火花。例如《关于“钱学”的观察与思考》《二钱诗学之比较》，特别是《魔镜背后的钱锺书》，真正体现了“真理之勇，文章之德”。而最使我感叹的是梦芙对《石语》的评笺，以及对《容安馆札记》的批评。

　　对钱锺书先生著作的研究，竟然成为“钱学”，可见时人对他的崇拜。但也正因此，不免有些人阿私所好，不能坚持“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原则。比如对《石语》，有些人还很称赏。而《容安馆札记》对俞平伯、邓广铭等名家的讥嘲，有的人也随声附和。我认为这都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两种著作，实在只能为锺书先生盛德之累。

　　《管锥编》第三册第1050页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之言，加以分析，认为“‘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所以言之异路耳。”钱先生深明此理，而自少至老，屡蹈此“文人相轻”的恶习，正由于背离儒家著重践履的教训。儒家强调知行合一，知而不行，犹不知也。汉人重经术，强调的是“经明行修”，否则成为荀子所斥的“小人之学”。《荀子·劝学篇》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指君子为了修身而学先王之道，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的能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的圣贤。小人之学则不然，只把学问当做追逐名利的工具。所以，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指出欧美的教育制度的缺失，是只给予学生以知识技能，而忽视了教学生“成人之道”。锺书先生“文人相轻”的表现，实在和中外古今这多种影响有关系。

　　顾炎武平生厌恶“文人”，常引宋人刘挚的话：“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顾氏实在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另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他写出《广师篇》：“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君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亭林文集》卷六) 。

　　据刘衍先生《寄庐杂笔》第156页说：清人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顾阎李诸公之 谦》云：“(先引《广师篇》原文)百诗先生论人物，尝称吴志伊之博览，徐胜力之强记，自问不如。吾乡李杲堂先生最心折万氏家学，尝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择；事古而信，笃志不分，吾不如季野。’杭大宗太史亦自谓：‘吾经学不如吴东壁，史学不如金谢山，诗学不如厉樊榭。’数公皆经术湛深，文章淹贯，尚乐集思广益， 谦自下如此。今乡里晚学粗识迳涂，便谓朋辈中莫可与语，志高气溢，宜其画矣。”

　　衍文先生又引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七上《广师》条，平氏据《东坡志林》引陈元龙语：“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秀疾恶，有识有义，吾敬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以为此《广师篇》之源。且谓顾氏文中排比十段，实仿元龙，非其创格。衍文先生认为陈元龙语尚非最早出处，《史记·高祖本纪》“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才是顾文最早的出处。

　　我很赞成这种溯源，因为这正是一种优良的文化传统的表现。我想补充的是，《后汉书·陈蕃传》：“‘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臣不如太常胡广；齐七政，训五典，臣不如议郎王畅；聪明亮达，文武兼资，臣不如弛刑徒李膺。”此亦顾文来源之一。至于平步青引《东坡志林》，实则陈元龙语出自《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我手边无《霞外捃屑》这部书，不解平氏引书何以不从其朔。

　　我以为要溯《广师篇》之源，还有比《史记》早的《国语·齐语》第一篇：鲍叔对齐桓公说：“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而最为顾氏所服膺的是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

　　根据上述各种资料，可见和“文人相轻”这种恶习成为对立面的，是儒家形成的另一种“自卑而尊人”的传统。这就是“恕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 。也就是民主社会所倡导的“宽容”精神。锺书先生既饱读诗书，又沐浴过欧风美雨，却偏偏不能实践，实在使我们这些尊敬他的人感到惋惜。

　　据谢泳《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一文(《随笔》2005年第一期)所说，当时高教部一份关于北大的调查报告，说钱锺书是“反动教授”，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1952年，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说毛选文字不通。

　　跟这份材料相反的，是十年“文革”后，他自认为能苟全性命于乱世，是因为“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享受了‘沉默的自由’”(《钱锺书研究集刊》第二辑第303页) 。

　　对照这两份材料，可见他是怎样残酷地进行自我斗争，让自己安全地“默存”下去。

　　然而这种强制终必反弹，《石语》从二十多岁锁到箱子里，直到八十多岁，终于还是让它问世。这是什么心态？大概认为反正被讥评的对象都早已作古，而自己也“此身行作稽山土”，恶作剧就恶作剧吧!《容安馆札记》则自己也未必打算原封不动地出版。这就涉及后学们如何对待先哲遗著的态度了。“君子爱人以德”，应该成人之美，而不是成人之恶。

　　并不是不可以匡正他人的失误。孔子所说益者三友，就是“直”、“谅”、“多闻”。“直”摆在第一位，朋友过则相规，却不是“当面输心背面笑”，如对俞平伯那样，当面鞠躬叫“老师”，《札记》里却骂“俞曲园不肖孙辈”。

　　梦芙先生之所以写《〈石语〉评笺》和《魔镜背后的钱锺书》，的确表现了“真理之勇，文章之德”，这不是对钱先生的攻击，而是通过这一事例，希望大家不要做“文人”，而要懂得尊重人，尊重异量之美。这是他这部书对我的启发，也是他这部书的重大价值所在，因为这正体现了“《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