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多史书，蜀中有才子。”把这两句跳跃性的话放在一起，是我看了聂作平新作《1644：帝国的疼痛》后最初的一个闪念。最近这几年，通俗性历史读物堆满了书坊，但总觉得如“百家讲坛”系列，听起来精彩，但读起来，却是翻了好几页才找到一点可读的内容。每当这样的时候，我就想起四川那个写历史随笔的聂作平。从《历史的B面》、《历史的耻部》到《1644：帝国的疼痛》，我们不仅仅读到历史故事，而且还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些特质，比如精练、流畅、紧凑、恢弘、多维、丰富等，或许还可以写下更多的词语，但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才气。

　　《1644：帝国的疼痛》从本质上来讲是一部才子书。说其为才子书，一是因为他眼光独特。面对浩浩荡荡的中国历史长河，他没选择一个朝代，也没有散漫地东写一段、西写一段，而是选取了1644年这一年的事情。这实在是一场挑战，从现代以来，“1644年”算是最为著名的历史年份了。1944年，四川人郭沫若那篇《甲申三百年祭》，把“1644年”炒得沸沸扬扬。之后，人们对这一年历史的探求，便也成平常之事。为此，要重新诠释这一年的历史，没有两把刷子，要动手就有些难度。有趣的是，历史又选择了一位四川人来做这个事情。对这本书，聂作平显然作了周密考虑，他精心挑选了崇祯、李自成、努尔哈赤、史可法、陈子龙、侯方域等人作为诠释对象。处在历史突变、风云际会的年份中，有多少人登台，又有多少人谢幕？聂作平选择的这些人，恰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这没有一点穿透历史深处的眼光，恐怕难以做到。

　　说其为才子书，二是因为他拿捏史料的功夫。描述一个年份是艰难的，描述一个人也不容易。书写历史尤其如是。聂作平对此却驾轻就熟。比如写崇祯，他不单就写崇祯而写崇祯，而是把他前后周围的人物先交代清楚，他先写了长期不上朝、工作最为懒惰的万历，接着写了热衷于做木工活、把权力交给魏忠贤的天启，再写想励精图治、又多疑寡断的崇祯，这一连串叙述，展示了明朝灭于崇祯一朝的历史逻辑链条。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思宗（崇祯）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截取史料的方法，颇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风致，但却又显得更广博、更磅礴些。这大概是站在前人肩上的一种进步吧。

　　说其为才子书，三是因为他凝练而大气的叙述。聂作平喜欢交叉使用长短句来描述历史。这使得文章的字里行间流溢着一种文气，这种文气使得他的随笔不同于“百家讲坛”式的通俗历史评书，又区别于术语堆积、难以卒读的学术论文。他的随笔少废话，多“干货”；少议论，多描绘，在文采上确有一种别样的风姿。作者在《后记》中自陈：“在我业已出版的二十多部大大小小的著作中，这部书是写作最艰苦，也是最认真的。”我想，这里面肯定蕴含了锤炼语言的功夫，不然，何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在这喧嚣时代，读才子书，不亦乐乎？

　　《1644年：帝国的疼痛》 聂作平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