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此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自有一笔。不过，以往的历史，提及杨度，当然是没有什么好话的。直到近些年，学术言论日益宽松，对杨度的评判，可说是多样化了。唐浩明先生就曾著有《杨度》一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杨度的一生。当然,历史人物的评判，向来是以政治需要为基础的。

　　说来奇怪，我对杨度，一直有好感。这倒不是从历史或者政治角度看问题的，而更多的则是性格的层面。人们都说，杨度是个怪人。说他怪，源于其不可捉摸，反复无常。不过，窃以为，如果有时间去读读有关杨度的史料，你会发现，这个人其实是不怪的。准确地说，杨度是一个固执的人。在他的政治主张面前，他是从来不认错的，比如，竭力帮助袁世凯实现洪宪帝制等。但是，他是一个重诺言的学者智者兼政治家，他的“不认错”，盖因他的不知错，倘若知道错了，他就会做出惊人的选择。

　　杨度（1875-1931年），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187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姜畲石塘村，幼年丧父，由曾在湘军任职的伯父杨瑞生（朝阳镇总兵）培育成长，清光绪十八年（1892）捐监生，光绪二十年，为顺天府乡试举人。杨度的文学才华，自不必说，袁世凯曾赠其“旷代逸才”匾额。他的政治主张，几十年间，始终如一。一般而言，学者们都认为，杨度年轻时受教于湖南名宿王闿运先生，其“帝王之术”，对杨度影响很大。王闿运先生对杨度这个弟子也是十分欣赏的，他在其《湘绮楼日记》中亦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此后，杨度又迷上新学，两者相加，使其对“君主立宪”痴迷甚深，在他看来，这是未来中国最好的出路。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杨度亦因梁士诒案而受牵连，无奈之下，跑到日本去了。因为杨度的才学与主张，他在日本成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在此期间，杨度结识了孙中山。尽管，两人政治主张不同，但他曾经与孙中山先生相约，有一段话相当知名，“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

　　杨度积极为君主立宪奔走。1905年，他甚至为清政府载泽、端方等“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写了考察报告。说来可笑，杨度从未去过欧、美，可是他捉刀代笔，写出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他也因此被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联合保荐。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成为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权威人士，也成为后来袁世凯的重要谋臣。1908年，袁世凯被清政府开缺回籍，杨度敢奔走于北京与彰德洹上村之间，为袁世凯出谋划策。有人说，这是“烧冷灶”，其实，这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而是一个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人所特有的坚定政治诉求。杨度甚至认为，袁世凯就是可以助其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天赐之人”。

　　杨度一直将袁世凯视为其施行政治主张的重要人物。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才可以了解，杨度为什么会成为洪宪帝制的“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为什么他会为后来的张勋复辟而拍手叫好。在他的思想里，中国是需要一个皇帝的，在这个皇帝之下立宪而行西方之法，中国才有希望，至于这个皇帝是谁，反而是不重要的。他曾在《君宪救国论》中说：“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洪宪帝制失败，以及张勋复辟失手，杨度有点走投无路了。他遁入天津租界，甚至信了佛，“披发入山、学佛参禅”。然而，杨度的政治主张却没有改变，他曾经对人说，在此问题上，他是“决不认错”的。据说，袁世凯一命鸣呼之时，曾大呼“杨度误我！”为此，杨度写下“挽袁联”，用以自辩：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显而易见，杨度落得全国人民骂名之际，还没有丝毫的认错感。

　　不过，到了1923年，杨度的思想，有所触动，亦有所改变。他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孙中山先生曾说，杨度“能履行政治家诺言”，孙中山还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这段经历，说明杨度正在兑现其在日本与中山先生相约的诺言。作为政治家，他是“言必信、行心果、诺必诚”的。

　　然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并没有让他看到新中国的希望。杨度的思想，面临又一次的改变。这一次，他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抱负错了。他曾对友人说，不认错是对的，关键是要知错。杨度知错之后，其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是同情共产党，并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经为救李大钊同志而散尽家财，生活因此拮据。1929年，他正在上海做寓公，靠杜月笙每月500大洋的津贴过日子，经过工作，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报经周恩来同意，批准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电视剧《陈庚大将》中曾有提及。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病重之时，也曾交待秘书，周恩来说：“你告诉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请王冶秋将此情况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时，要将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见王冶秋回忆文章)有人曾说，杨度入党，是政治投机，杨度很气愤,他反讽说：“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患胃溃疡病逝于上海租界。临终前，曾自挽一联以明志：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上联“帝道”，指他过去主张君宪救国，“真如”是佛教名词，意为真实反映。上联写他对往事的追怀，对其策划袁世凯称帝之事的否定，下联则写他对未来的展望，看到了救国的后来人（特指中国共产党）。

　　因此，杨度之不认错，是性格决定的；不知错，则何来认错之有？其一旦知错，就会义无反顾，将一切置之度外。这样的人，比之那些“朝三暮四”之徒，实在是可敬多了。

摘自《扒着门缝看历史》，徐世平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