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话题无论多少，亦不管真假，都一直是百姓闲时喜谈的趣事。满清逊帝溥仪退位后，那志良先生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凡自1925年9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到随故宫文物南迁、故宫文物迁我国台湾地区等，那先生皆参与其事，南北故宫都见他的身影。他22岁便守护在故宫，与宫廷文物相伴一生，成为故宫博物院历史与故宫文物整理的见证人和保护人，到1974年退休，正满五十年。依此而写《我与故宫五十年》，功德圆满。

《我与故宫五十年》原连载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后编整成书，分十五章，自《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至《故宫文物在台湾的保管与迁运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发生如“易培基盗宝案”、“故宫文物南迁”、“故宫文物疏散后方”等，皆以自身所历记载甚详，读之如见当年情景。以作者所见，故宫博物院鼎盛时期，当在北伐之后至1931年那几年光景，当时为清点审查文物，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皆请有著名学者专家为委员，同时出版《故宫月刊》、《故宫周刊》、《故宫书画集》、《史料旬刊》刊载各项档案中的重要史料，当时故宫内设印刷机构及珂罗版影印设备，得以将各种史料记录出版。我手边藏有《史料旬刊》三十余册，白宣纸线装刊印，铅版字迹清朗，阅读颇感精美，可见当年故宫博物院工作绩效甚优。

易培基盗宝案，为当时轰动社会的大事，作者记录法院调查及延请黄宾虹一人鉴定故宫藏画的经过，多有不屑之讥，与马衡所记相同。目前影印出版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马衡先生日记，仅1948年至1951年，无法依此与那氏回忆文字作比较，据马衡后人说，凡将斋日记尚存，但宥于涉及人事之虑，暂不公开出版。但马衡另有为易培基述冤之笔，见载于方继孝先生所著《旧墨记》中：1936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邨不到，因以重金雇用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之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盖欲以莫须有三字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时盗案轰动全国，黑白混淆，一若故宫中人无一非穿窬之流者”，马衡辩护与那志良记载，看出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唯靠人力管理，虽尽责任，然终不及今日依靠科技管理来得安全。

那先生书中所记文字最多，还在故宫文物的几次迁移。这几次迁移，皆与日本战事相关，第一次故宫文物南迁，即因“九·一八”事件，故宫文物南迁南京后，又因“七·七”事变抗战，故宫文物迁移后方，开始艰辛跋涉之途。书中记述故宫这批南迁文物的颠沛命运，那先生皆与之相伴相守。及《故宫文物运台后的编辑工作》、《故宫文物运台后的赴美展览》、《故宫文物在台的保管与迁运台北》，那先生于故宫文物尽责一生。

那先生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尚为17岁少年，以入清室善后委员会计算，他护理故宫文物比故宫博物院的年岁还多出些许，说来也是趣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