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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的前辈知音——评《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8-25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李零著三联书店20085月第一版302页,29.00

     

    李零著书立说的动力与“五四”以来的先贤们有着共通乃至共同之处,这是我们不应忽略的。

      

      继《丧家狗———我读〈论语〉》之后,最新出版的《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谈》,进一步全方位展示了李零对孔子与《论语》的认识。跟《丧家狗》逐句释读不同,本书分成《纵读》与《横读》两大部分:纵读论人物,包括《走近孔子》、《孔子的形象》、《孔子的“祖国”和“父母之邦”》、《七十自述》、《七十子之徒》、《孔门十三贤》、《孔子品人录(上):古今圣贤及其他》、《孔子品人录(下):今之从政者和隐逸之士》、《孔子是怎么变成圣人的》、《“丧家狗”解》十章;横读论思想,包括《周公之梦》、《天命和人性》、《圣人和仁人》、《君子和小人》、《孔子论德》、《孔子论礼》、《孔子读过什么书》、《孔子到过什么地方》、《孔子的政治烦恼》、《我们从〈论语〉学什么》十章。作者告诉我们:一是本书比《丧家狗》“主题更突出,条理更清晰。我自以为,比起前书,这书讲得更为深透,很多问题,都是再思考,并不是重复原来的东西”。二是他在去年夏天沿着孔子走过的路线,跑了二十四个县市,行程六千公里,“这也为本书提供了很多新线索、新思维,特别是空间感和时间感”。无论是喜爱还是厌恶《丧家狗》的读者,我相信从中都可以颇有所得。

     

      《丧家狗》的问世曾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称之为文化事件,但李零在听取骂声一片的同时仍不乏知音。而读本书,我们还看到了几位他在上个世纪的前辈知音。

     

      力辨真假孔子的周予同

     

      开宗明义,李零在自序中声明本书与《丧家狗》有共同的主题:

     

      一是讲圣人概念的变化,孔子为什么拒绝当圣人,子贡为什么要把他树为圣人;二是讲道统之谬,它是怎样从孔颜之道到孔孟之道,再从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来的。我叫“去圣乃得真孔子”。

     

      在《孔子是怎么变成圣人的》章,李零强调“孔子多变,两千多年,形象不断变。孔子从一普通人变成圣人,这是个历史过程”:

     

      孔子不是圣人,不是古人所说本来意义上的圣人。他老人家活着,不是圣,只是人;死了,才变成圣人,一摞摞高帽往头上扣,圣得吓人。后人说的圣人和孔子说的圣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历史上的孔子有两个,一个是《论语》中的,有血有肉,活生生;一个是孔庙中的,泥塑木胎,供人烧香磕头。前者是真孔子,后者是假孔子,哪个更可爱?

     

      反问之不足,李零忍不住明确自答:

     

      我不觉得颠沛流离的孔子,就比死后冠以各种头衔的孔子更少光辉。我喜欢那个活生生的孔子,而不是泥塑木胎、端坐在孔庙当中受人膜拜的孔子。

     

      而他的目的,则是还孔子以本来面目,即历史的孔子、真实的孔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轻的历史学家周予同出版了专书《孔子》,发表了论文《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也再三致力于真假孔子的辨析。在《孔子》的引语中他写道:

     

      孔子是大家都知道的圣人,然而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这原因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这话怎么讲呢?譬如说:汉武帝继承汉高祖武力统一中国以后,采用董仲舒的建议,排斥春秋、战国时代其他各派的思想,而单独推尊孔子,并且以五经为研究孔子的唯一法门。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这还不过是说孔子因政治的变迁而变迁;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近人梁启超说: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这就是因为“道统”“学统”等等无聊观念的关系,使历代学者误认个人的主观的孔子为客观的孔子。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跟李零一样,周予同也认为真孔子就存在于《论语》中,所以他的《孔子》材料大部分都取自《论语》。但他特别提醒:研究孔子有两方面,一方面固然要研究真孔子,一方面也要研究假孔子,因为假孔子正可以衬托出真孔子的真实性。《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就是他研究假孔子的尝试。作者搜集了纬谶中关于孔子的材料,充分证明两汉以来的孔子只是假的孔子而不是孔子的真相,他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换穿着各色各样的奇怪的服装;不信,在最近几年,孔子不是穿着不相称的‘中山装’在摇摇摆摆地吓人吗”?而他的文章“命意也不过是在看看两汉间孔子所穿着的怪装,好使刁黠的政客与忠厚的书生们清醒清醒”。

     

      且不管那些心术不正的政客和不可与言的书生,至少,让我们看孔子在两汉间所穿怪装的目的他达到了。

     

      激赏“丧家狗”说的林语堂

     

      《史记·孔子世家》叙述: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产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白虎通义》、《论衡》、《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等典籍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而孔庙圣迹殿中的《圣迹图》,也有表现这个故事的绘画。李零既以“丧家狗”为《我读〈论语〉》的书名,在本书中又撰《“丧家狗”解》作了申论:

     

      这三个字太厉害,当年,崔东壁见了,马上心惊肉跳,破口大骂。他不想想,司马迁是什么人,他是孔子的崇拜者呀。司马迁讲了这个故事,怎么就成了千古罪人?

     

      更何况这是两汉旧说,韩婴讲,班固讲,王充也讲。难道他们都是千古罪人?而他钟情于这三个字,“目的不是为了掀起争论,而是为了理解孔子”:

     

      我用“丧家狗”作书名,不是骂孔子,不是比自己,只是为了说明孔子的真实遭遇,知识分子常有的遭遇,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他有精神,有理想,谁都不否认,问题是精神无所托,理想无所遇。这是事实陈述,不是为了给孔子抹黑。

     

      所以“《丧家狗》的书名,只是一个典故。我用它是什么意思,原书做了明确交代。只有不读书的人才会一见就急,暴跳如雷,以为挖了他的祖坟”。对于这等不具学术含量的所谓争论乃至谩骂,李零毫不掩饰他的不屑:“不读书的骂读书的,理直气壮,废话说上一箩筐,和书毫无关系”:

     

      有人说,李零标新立异,故意发明了“丧家狗”,因而痛心疾首。其实我哪有这个发明权。他们尊孔,尊到连孔子的话都骂,连司马迁的话都骂,真是骂昏了头。

     

      以《丧家狗》一书所引来声讨的李零,被千夫所指的程度几乎已超过了当年以《子见南子》一剧引来诉讼的林语堂———《子见南子》的被禁与《丧家狗》的被骂,大概真是可以分别载入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中国孔学史的“文化事件”。就这一点而言,林语堂可勉强算作李零的先驱。而对“丧家狗”故事独具只眼的欣赏,林语堂更是不折不扣的先驱。在名文《思孔子》中,他高度赞颂了孔子所具有的令“吾将拜倒其席下”的幽默,而最使他倾倒的例子,就是孔子对“丧家狗”之喻的首肯:

     

      今日大学学生谁敢据实以告其教授曰:“人家说汝若丧家之狗”哉?而子贡竟敢以实告。今日大学教授谁甘承当此一句话?而孔子竟坦然承当之而无愠。此盖最上乘之幽默,毫无寒酸气味,笑得他人,亦笑得自己。吾观其容貌,蔼然可亲,温色可餐,若之何禁人不思恋乎?须知儒生伪,孔子却未尝伪;教授对学生摆架子,孔子却未尝对子贡摆架子。何以知之?孔子果摆架子,则子贡必不以实告矣。

     

      想得没有李零那么深、那么多,但跃然纸上的拍着巴掌称快叫绝的神态,较之李零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痛斥以儒为教的朱希祖

     

      李零列举了当下尊孔的各种面孔,名列第一而在他看来也是“最荒唐的”就是立教。其企图是:

     

      先谋“中国三教儒为首”,树立孔子在中国的绝对精神统治地位;再图“世界三教儒为首”,树立孔子在世界上的绝对精神统治地位。他们是拿孔子当儒教的教主。这种教,民国初年,早就有人立,拥护者寥寥,民国政府都不曾批准。新中国成立,宗教事务局,有佛教、道教,一大堆教,同样没有这个教。我就不信,中国会立这个教,而且还是国教。

     

      李零明言:立教是中国近代的闹剧,要谈传统,它最不沾边。盖中国的传统是政教分离,政治大一统,宗教多元化。而西方的传统则正相反。康有为环游世界五大洲,最受刺激的是洋人不仅有我们所无的船坚炮利,而且还有他们的教。李零对此不以为然———

     

      可是,话说回来,西方固然重教,但他们的文艺复兴,他们的启蒙运动,他们的宗教改革,费尽移山心力,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解构中世纪,达到政教分离、宗教多元化吗?这不正是我们的传统吗?怎么我们反而转回去了?历史上的专制主义: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政治大一统,西方的专制主义是宗教大一统。两种专制主义,都是束缚自由的东西(后者束缚的,更是精神自由)。

     

      把儒学立为国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特别是于思想自由。

     

      立教的闹剧在民国就上演过了,当时就遭到了理智健全、头脑清醒的学者的严词驳正,其中堪为李零知音的,是章太炎的弟子、著名史学家朱希祖。早在1919年朱氏发表《研究孔子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以为世界知识的进步,大体可分“神”“人”“我”三个阶段。大凡人的知识幼稚时代,唯以“神”为全知全能,倾心信仰,只把神的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不敢稍怀疑惑。到了人的知识稍进,觉得神道不近人情,这才能从人事着想,但以知识浅薄,终究未敢自信,于是转而崇拜圣贤豪杰,视圣贤豪杰之言为金科玉律,也不敢稍存疑惑,而奉之亦如神。要到人的知识再进一步,然后知道世界上最可信仰的,惟有真理,这真理并非圣贤豪杰所能尽知,而全凭我自己的学问经验去辨别出来:

     

      真理所在,虽农贾樵牧的说话,我都信仰他;真理所不在,虽圣贤豪杰的说话,我都反对他。真理所在,不论时之古今、国之强弱,那说话我都信仰他;真理所不在,不论时之古今、国之强弱,那说话我都反对他。我认定真理,说人所没有说的话,说人所不敢说的话。虽以权势压迫我,我不为阻挠;虽以金钱收买我,我不为改变。那才算到了“我”的阶段了。这时候,人的知识就如大石头底下积压的草木根芽一般,掇去那大石头,那草木便蓬蓬勃勃,益觉畅茂得快了。

     

      朱氏拈出的孔子思想的最大好处,就在专就“人”着想,不就“神”着想;专就人“生”的问题着眼,不就人“死”的问题着眼,因此中国宗教思想不易发生:

     

      宗教最要紧的条件有二:一、信仰神道,收拾全副精神去信仰神,不许离畔,起居饮食,念念不忘,如佛教之有佛、基督教之有基督。二、以现世是恶浊的,希望着来世的清净,如佛教的极乐世界、基督教的天国。孔子所说的,却与此二种条件大相反对:“人”比“神”更重要,“生”比“死”更重要。故中国自孔子后二千年来宗教流入,凡读过孔子书的人,皆不甚信仰,间有治佛学的人,也不过研究他的哲理而已。故对于宗教之传入,无所争执。

     

      而在西方信仰宗教极盛的国家,一度或者“人的全副精神都皈依到神的身上,禁欲主义盛行,人生的趣味收拾得干干净净,思想束缚,毫无自由”;或者“哲学家、科学家为宗教所压制者颇多”,有的被禁止演讲,有的被免除教职,有的直至遭到焚杀之祸。朱希祖引录了尼采《反基督》中的控词“一切宗教都是创造隶从的道德,使能动的人皆变为被动的,向上的人皆变成潜下的”,最终“徒使富于自由精神的人陷于无精神的地位”,而后特别指出:

     

      不料现在我们中国有一班人,要想拿孔子的学说为专制的护符,遂造出所谓“欧洲有教,所以富强;我们无教,所以贫弱”的话,硬拉孔子来为教祖,一般的也要立教会,派教徒,传教旨。甚且欲立孔教为国教,什么议会中也当做一件大事,争执起来,一定要通过议案,立孔教为国教,定入宪法,不许信教自由。孔教、耶教徒居然立于异教地位,也要试试那欧洲宗教战争及压制学者的故事。哈哈!此辈何尝晓得宗教是什么,并且未曾真正读过孔子的书哩!孔子的好处被他们一概抹杀了!

     

      要真正读孔子的书,认识孔子的好处,我们需要称职的向导。这样的向导一要有真学问———不是空疏而专擅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家;二要有真思想———不是愚昧或甚至是别有用心的卫道士。在当下的孔子与《论语》研究者中,李零对文献文物的熟悉程度,对历史遗产的理智态度,在我看来都是出类拔萃的。而他著书立说的动力也与“五四”以来的先贤们有着共通乃至共同之处,是我们不应忽略的:

     

      我的研究,是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上的复古狂潮,一种近似疯狂的离奇现象。我觉得,早该有人出来讲几句话了,哪怕只是一个“不”字。不是跟哪位过不去,只是本着学者的良心,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

     

      我不忍心,我可爱的中国,就这样被糟蹋下去,被一大堆用谎言、谣言编织起来的自欺欺人糟蹋下去。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解之者,但愿不仅仅只有周予同、林语堂、朱希祖这些往生者而已。

     

      延伸阅读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周予同著,朱维铮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林语堂著,梦琳等编,九州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朱希祖文存》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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