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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王标著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3月第一版329页，36.00元 与传统的“交游考”之类的历史考证著作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这是一部自觉地在社会学方向上开掘的作品。 袁子才这个人，以私德论，似乎是颇要不得的。据称是赵瓯北写的《控词》里曾说他：“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门生。”对袁子才的公关手腕，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认识并没有什么分歧，只是我们的这种认识总是停留在其个人的层面上，我们觉得这只是袁子才的个人品性与特殊作派而已。 将袁子才如鱼得水上下穿梭的交际路线，从他个人的小圈子里拎出来，置入社会流动的大脉络中，放到社会实践的大背景下，是《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一书独特的贡献。十分注重方法论思辨的作者，在绪论中提到：“本书力图独辟蹊径，把袁枚及其交游网络放在十八世纪城市知识分子流动的竞争的社会空间中进行考察，既不是表彰他的反道德先锋式的思想性，也不是系统表述他的文学思想体系，更不是简单的身世评传，而是将袁枚作为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类型（idealtype），考察以袁枚交游网络为中心的清代中期城市知识分子社会结合的特征以及流动性社会背景下的知识状况。”书中强烈的理论意识令人印象深刻，最为倚重的要数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与“文化资本”理论，此外还有网络论、表演论、仪式论等等，有时甚至给人一种恨不得把所有社会理论都用上的感觉。因此，该书与传统的“交游考”之类的历史考证著作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是一部自觉地在社会学方向上开掘的作品。有时候，我们仅仅通过章节题目的设置就可以想见其思考的进路，比如《作为“文学场”的扬州、苏州、南京》、《正统性是如何被生产的———袁枚的社会威信在苏州的扩张》、《袁枚雅集活动的意义解读———文人雅集的仪式化特征》等等。 把抽象理论与具体细节熔合得较好的段落，可以举第三章对“袁枚肆无忌惮地通过风流场强化交友关系”的论述为例。“乾隆三十年‘棣华书屋’的风流韵事，成了袁枚和庆桂、庆霖兄弟（两江总督尹继善之子）之间最美好的一段往事、一个表现两者亲密关系的符号。在往后的岁月中，袁枚不断地通过唤起庆桂、庆霖对这段共有经历的回忆，使自己和这个满族高官显宦世家的关系在尹继善去世后继续得以维系。……袁枚通过反复暗示特定场所的诗句唤起对方有关情欲的记忆，谋求一种亲密的共感。……袁枚有效利用了唱和这种文学行为，对共有的记忆进行强调，反复呼吁相互之间的连带关系，并将这种连带感传达给社会……”（第133-134页）应该说，作者的理论化的言说方式并没有从根本改变或动摇我们对某一具体现象的认识———即使我们不把“风流韵事”当作“符号”来看待，我们也知道它有拉近个中参与者感情之功用———但却有效地强化了我们最初极有可能只是感性的认识。 借助理论的力量，作者颇提出了一些警辟的说法。比如围绕《湖楼请业图》，作者指出：“对风流才子的声名和肉体生命力的再确认，可以说是袁枚晚年接收女弟子的第一动机。除此之外，其第二动机，我觉得就是借此构建新型的社会网络。”在福柯“权力话语”的影响下，作者认为袁枚在杭州不分良莠地广收女弟子是想“通过女弟子的男性家庭成员，在社会基础薄弱的杭州谋求新的权力，借以强化社会根基”。不管这种“第二动机”的真实性有多大，它至少替我们打开了另一条思路，让我们开始习惯用社会的视角来观照个人的问题。 当然，任何社会学理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这样一个难题：该如何界定个人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在袁枚身上，这一难题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将袁枚这样一个情感丰富、性格独特的人目为韦伯意义上的“理想型”，并不是没有理论疑问的。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提及《随园诗话》“赞胜流名辈，亦复赞后生新进与夫寒士穷儒”，我们如果只将其视为一种追求符号权力最大化的策略（事实上，刘声木引林象鼎《樵隐诗话》所谓“植人者，实植己也”正是这样看的），就有可能忽略掉袁枚的性格特质，正如我们如果认为任何奖掖后辈的热情都出于自利的目的，那我们就太cynical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遭受过的最犀利攻击，也许就是，他的“符号权力”、“文化资本”等理论说到底在本质上还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参考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第四章）。同样地，《城市知识分子的社会形态———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的研究》也常常给我们一种错觉，好像袁枚无论在其生活的哪个方面都永远那么老谋深算，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构建新型的社会网络”的问题，这种经济学的和符号经济学的算计好像构成了袁枚社会实践的全部。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理论归纳的深刻性，但我们也希望在社会学分析之余偶尔能看到心理学分析来揭示事情的另一侧面。 作者的锐气在书中展现无遗：对陈伯海、井上彻、近藤光男、内藤湖南、艾尔曼、阿瑟·威利等国内外知名学者进行辩难，与袁枚研究的大家王英志先生立异更不下四处。尽管问题的范围有大小、说法的正确性也还不能说完全不容辩驳，但作者的这种求真的态度还是值得嘉许的。让人觉得遗憾的是，整本书的构成不很均衡，第一章总论最精悍，第二章马上弱下去了，接下来对袁枚在苏州、杭州活动以及有关《随园雅集图》的论述都较精彩，可是接下来的两章又稍显滞闷了。此外，书中重复论述、重复引用的次数相当多，似在成书前对单篇论文的芟夷修订工作尚有欠缺，比如第200页的注9是就阿瑟·威利对《随园雅集图》创作时间的推测进行的反驳，这则长达一百多字的论说式注释原封不动地又出现在了第220页的注10。 作者在理论上花的工夫，如果能多少匀一点在文献上，也许著作就更完美了。作者征引文献，不大注重辨析材料的可信度，比如多次据蒋敦复《随园轶事》立论，可是蒋不曾亲炙袁子才，他编纂的这本书中不少材料的真实性是成问题的。书后附录“袁枚的交游网络（数据库）”本来有希望成为学者查考的便利资料，但经检视，这个“数据库”不仅有大量错漏，即便是已收入的数据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书中第二章《造访随园的人们》曾列出江宁布政使高晋（第103页），可是“数据库”里却找不到他的名字。作者自己特意提及的人物都不在“数据库”里，更不要说别的人了：《小仓山房诗集》里常出现的“香树尚书”钱陈群，“数据库”里也没有。第304页的“数据库”图表，有一个“高景蕃”，隔了13行，又出现一个“高景藩”，他们都号“怡园”，祖籍都是“浙江杭州”，且都是“雍正二年进士”，明显是同一个人却被分列两处，官职居然还不同。收入“数据库”的人名，其后附列“出处”，指出现在《袁枚全集》中何处，这一“出处”数据往往是不完整的，比如鳌图的“出处”列了两个，其实他在《随园诗话》卷三第七十八条还出现过，“数据库”未列；袁子才的外甥陆建是跟子才关系密切的人，“数据库”里也只列了两个“出处”，实则《随园诗话》卷十第三十五条中也有陆建，却失收。至于作者写出“袁枚总是能言出一般人的意表之外”（第177页）这样的句子，则不由得联想起鲁迅先生的那篇《“意表之外”》。 书中有几处事实性的结论，颇与一般的观点相左，下面拣出两个问题，试加以剖视。 一、袁子才是否躲着江苏巡抚陈宏谋？ 作者在讲述袁枚在苏州的文化踪迹时，提出一种猜测，认为“在陈宏谋任江苏巡抚期间，袁枚几乎完全停止了历年造访苏州的活动”，“怀疑这与陈宏谋过于迂腐严格的道学气有关系”。证据是“苏州是袁枚几乎每年必来的城市……但是，从1757年到1760年的四年时间里，在诗集中找不到任何袁枚在苏州逗留过的痕迹”，而恰好，“1758-1762年由陈宏谋接任江苏巡抚”，时间上似乎有某种对应关系。作者补充说“袁枚和陈宏谋二人合不来”，证据分别是《小仓山房文集》里的一封写给陈宏谋的奏状和《小仓山房尺牍》中一封写给陈宏谋的信。 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首先，我们得承认，奏状与信中的个别词句的确显现出袁子才与陈宏谋并非完全心气相投，可是，《小仓山房尺牍》那封信里却也有这样的表述：“枚虽乍见，蒙公褒之过当，且云论政书中，有与公暗合者数条。”即是说，陈宏谋初见袁子才时曾大加褒奖，并致英雄所见略同之意。同一份史料，只谈对自己的结论有利的一面，对不利的另一面则不做分析，这恐怕不是考证的正确方法。事实上，作者或许没注意到，《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七里尚有一篇《东阁学士陈文恭公传》，是袁子才在陈宏谋身后替他写的传。我们知道，袁子才写过许多谀墓之作，这篇传记也许或多或少也是应付事儿，然而，假若“袁枚和陈宏谋二人合不来”真的到了须加以躲避的程度，那么讨厌的对方既然已经死了，还非得替他树碑立传不可吗？子才再爱财，也不至于这样难为自己吧？ 再细查作者的说法，所谓“1758-1762年由陈宏谋接任江苏巡抚”其实是不对的，按《清史稿》陈宏谋本传，他任江苏巡抚应是在1757年至1761年间，作者可能向后错推了一年。那么，“从1757年到1760年的四年时间里，在诗集中找不到任何袁枚在苏州逗留过的痕迹”是否属实呢？居然也是错的。176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小仓山房诗集》编年诗里有《虎丘同钱景凯泛酒船》、《过绣谷园吊主人蒋升枚》等篇，虎丘当然是苏州的名胜，绣谷园也在苏州，这就明白地显示，1760年袁子才是到过苏州的。无论如何，1760年都框定在作者假定的年限内，而子才那年到过苏州，陈宏谋当时又任职江苏巡抚，这样一来，作者的猜测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立脚的余地了。 退一万步说，就算袁子才那几年没到过苏州（事实是他在1760年、1761年都去过），我们也未必有理由认为他就一定是在躲着陈宏谋。通常说来，我们去一个地方，多半总会有个理由，而我们不去一个地方，其实完全不需要理由，或者换个说法，我们有千万个理由不去那个地方。比如，我今年夏天为什么没去美国？因为我没有假期，因为美国领事馆未必给我签证，因为我要写这篇书评脱不开身，因为我根本不想去美国……理由可以无穷尽地列下去，我原本就无须为自己作任何辩解。1758年和1759年，袁子才都生过病，他也到过扬州等地，为何还非要拖着病体赶往苏州不可呢？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必要性。事实上，作者预设“苏州是袁枚几乎每年必来的城市”，就是先入为主了。 二、袁子才是否不嗜好音乐？ 作者在分析《随园雅集图》时提出：“主人袁枚……面前摆着一张琴，这个画面未必就是当时雅集的实际情景。……至少袁枚是个不擅长音乐的人。”（第189页）接着就引《随园轶事》：“先生不喜歌曲，故姬侍虽多，无有以歌曲传者。”于是，作者得出结论说：“说明袁枚本人并不嗜好音乐。” 前面已经提到，《随园轶事》未必可靠，就算假设这条材料是可靠的，从“不喜歌曲”便得出袁子才“不嗜好音乐”的结论，不也是很奇怪的吗？歌曲只是音乐的一种，与古琴比起来，还是古代音乐中较庸俗的一种。袁子才不喜欢听姬侍唱曲，跟他喜不喜欢古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上面还只是从逻辑上推理，现在让我们看看事实的依据：《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六有两首连续的诗，诗题分别是《隐仙庵听卓道人弹琴……》、《次日招似村公子听琴……》，这里的“似村公子”就是庆兰。事情很清楚，袁子才是爱听琴的，一日听不足，次日还把友人找来一起听。这般爱好，还能说是“不嗜好音乐”吗？于不疑处生疑，显然又是因为“虚构性”的判断横亘在胸，先入为主了。 作者理论化的努力着实令人击赏，不过，若没有坚实的文献基础，理论就有可能跟实证拗成两截，接不起来。袁子才是个复杂的人，欲得其真相，殊非易事，从心理的角度是如此，从社会的角度亦然。当年，陈世骧先生在《亚洲研究学报》上给阿瑟·威利的《袁枚》写书评（见Journalof Asian Stud1ies，1960年2月号），开篇即说：外国人写中国的题材，常谦抑地引《圣经》上那句：Throughaglass,darkly（照镜子，模模糊糊）。其实，中国人又能有多少优势可言呢？与其对前辈学人的论说提出辩驳，不如先把基本的事实搞搞清楚来得更稳妥些。 延伸阅读 ●《小仓山房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月第一版 ●《袁枚年谱》傅毓衡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袁枚》[英]阿赛·瓦利著，李福德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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