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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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痴迷老北京的“白种满清遗民”

作为外国作家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城市之一，北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许多作家在叙述北京时总有意无意将其与中国相混淆，流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暧昧。诚如自诩为“世界公民”的林语堂所言：“不问是中国人，日本人，或是欧洲人———只要他在北平住上一年以后，便不愿再到别的中国城市去住了。因为北平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宝石城之一。除了巴黎和(传说)维也纳，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像北平一样的近于思想，注意自然，文化，娇媚，和生活的方法”(《迷人的北平》)。林语堂并非刻意夸张，在20世纪前半期，有很多外国人迷恋于北京特有的帝都魅力和东方神韵，而且中外文学作品中都不乏相关记述。

中国文学方面以老舍的《四世同堂》为代表，小说中的英国人富善是一个极度痴迷老北京的“白种满清遗民”，他在北京生活三十余年，熟谙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并刻意收藏京畿旧物，如绣花鞋、鸦片枪、顶戴花翎等。日久积多，他在北京的住房逐渐成了“小琉璃厂”。面对那些到北京旅游却又浅薄傲慢的外国人，富善常常会讥讽道：“一星期的功夫，想看懂了北平？别白花了钱而且污辱了北平吧！”他的平生夙愿便是能够撰写一部名为《北平》的著作，但却始终不知如何下笔，直到临死时依然念念不忘。

在外国文学作品方面，可举法国作家皮埃尔-让·雷米的长篇小说《火烧圆明园》(1971)为例。小说的主人公汉斯从法国抵达北京后，心情异常兴奋，认为自己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他不仅要看宫殿、寺庙等古老建筑，更渴望“呼吸那纯净的气息”，“倾听那屋檐上的风铃声”，“那些卖花人、卖菜人的叫卖声”，还要感受“蔚蓝天空下的宁静”，闻“老胡同的味道”。初到北京的那些日子里，汉斯终日在老城区纵横交错的胡同中游走，努力用心灵去发掘“从永恒的蓝天与灰墙中溢出的一种生命潜力”。

■一批外国作家带着怀旧和猎奇的心态将北京大写特写

从文学作品反观创作者的心态，意味着迷恋老北京的外国作家亦为数众多，英国作家哈罗德·阿克顿(1904-1994)便是一个代表。中国作家萧乾和阿克顿交情颇深，并在《北京城杂忆·游乐街》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故友：“一九四〇年他在伦敦告诉我，离开北京后，他一直在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他不死心呀，总巴望着有回去的一天。其实，这位现在已过八旬的作家，在北京只住了短短几年，可是在他那部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却占了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是全书写得最动感情的部分。”晚年的萧乾一直致力于保护北京的古都旧貌，如果说阿克顿此时也生活在北京的话，他必定是萧乾的铁杆盟友。我们可以将阿克顿视作痴迷于老北京的西方作家代表，下面再举一位东方作家典型。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以日本《每日新闻》报特派员的身份游历中国，在到北京之前他对这次“支那”旅行甚是厌恶，一路贬斥，但到了北京之后，他很快就迷恋上了这座古都，感受到了“一股使人震撼的雄大感觉”，并认为“从南到北巡回旅行中国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地方像北京这样使我喜欢的。正因为如此，在这里滞留了一个月之久，实在是让人心情愉快的好地方”。后来，芥川龙之介还在给朋友的明信片中进一步感慨：如能在北京“住上二三年”，更是“不亦乐乎”。

不难推想，有如此众多迷恋北京的外国作家，也应该有不少描写这座城市的文学作品。学者赵园曾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指出：“尚未闻有一本题作‘北京’的长篇小说出诸欧美作家之手。”诚然，迄今为止，关于北京，并没有和英国作家克利斯多福·纽的《上海》相对应的长篇小说，但以北京为故事背景的欧美长篇作品却为数不少，譬如英国作家毛姆的戏剧《苏伊士之东》(1922)；安·布里奇的长篇小说《北京郊游》(1932)；哈罗德·阿克顿的长篇小说《牡丹与马驹》(1941)；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长篇游记《北京末日》(1902)；维克多·谢阁兰的长篇小说《勒内·莱斯》(RenéLeys，1922)等。

20世纪前半期的老北京古韵犹存，吸引着一大批外国作家带着怀旧和猎奇的心态对其大写特写。其实，写北京并不一定必须对这座城市有着透彻的了解，域外文学中的北京形象正因为文化“误读”而精彩，我们所关注的是，外国作家“建构”了怎样的东方帝都形象，以寄托其想象的异域情思。

■谢阁兰笔下融真实和想象为一体的“异托邦”

这里主要谈一谈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Segalen)笔下的北京形象。谢阁兰的声名在中国并不显赫，但却在世界文坛中享有很高声誉。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盛赞他道：“难道你们法国人不知道，唯有谢阁兰方可入选我们时代最睿智的作家行列，而且也许是唯一曾对东西方美学、哲学做出创新综合的作家？……你们可以用不到一个月就把其作品读完，但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理解他。”近年来，谢阁兰在中国的声誉日隆，中国学界也开始予其高度评价，认为“他从不满足于表面的猎奇，而力图真正地深入到另一种文明的内部；他从不坐井观天，蔑视或盲目崇拜一种陌生的文明，而是带着冷静的目光进行顽强的探索。”(《勒内·莱斯》，郭宏安序言)。

1909年6月19日，谢阁兰在途经多个中国城市之后抵达北京。关于这段旅途，谢阁兰在1910年寄给音乐家德彪西的信中写道：“我的行程先是经过香港，英国式的，不是我要找到的；然后是上海，美国味的，再就是顺着长江到汉口，以为可到了中国，但岸上的建筑仍然是早已眼熟的德国或英国或别的。最后我们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坐了30个小时，才真正终于到了中国。北京才是中国，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然而不是所有的眼睛都看得到这一点”(华新民：《法国诗人和老北京》)。

谢阁兰描写北京的代表作当推长篇日记体小说《勒内·莱斯》，小说的主人公有两位：叙述者“谢阁兰”及其汉语教师勒内·莱斯。谢阁兰曾在北京寓居多年，而莱斯也有其人物原型，即作者1910年在北京结识的法国青年莫里斯·鲁瓦，鲁瓦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并颇为熟悉京畿的风土人情和官场内幕。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勒内·莱斯》是一部有现实生活原型的作品。

在小说中，叙述者“谢阁兰”向往紫禁城“四堵墙垣之内的魔力”，却始终没有机会深入这个“神秘御苑”(作者最初拟定的小说题目)，而17岁的莱斯不但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还是光绪皇帝的朋友，隆裕太后的情人，秘密警察的头目，并多次参与宫廷的政治阴谋。在梦幻离奇的叙述中，作者描述了一个融真实和想象为一体的城市“异托邦”———对于外国作家而言，北京永远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一座作家藉以生发幻想和表达欲望的城市。

■作者固执地认为北京还有一个“地下之城”

1984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个人展览上展出他在1967年写成的一篇重要文章《其它空间》，该文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托邦”(Heterotopia)。在福柯看来，异托邦与乌托邦(Utopia)相对：乌托邦究其本源是指世界上并不存在的地方，而异托邦则是现实中实际存在的空间，“是与现实对立的地方，它们在特定文化中共时性地表现、对比、颠倒了现实”，同时具有神话和真实的双重属性。福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异托邦，他着重论述惩戒力、身份编码和空间分配的权力，认为这一文学中的“老北京”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中国文学中的老北京描写数不胜数，而在20世纪上半期，外国作家塑造的老北京，往往是融真实和想象为一体的“异托邦”，因其“文化误读”而显得意味深长。特别是本文着重介绍的法国作家谢阁兰的长篇小说《勒内·莱斯》，它描绘的“东方帝都”，充斥着西方对中国乃至东方的好奇、畏惧、想象和误解，正是萨义德所阐释的“东方学”的绝妙文本。权力把集体或个人控制在特定空间中，固定其身份，管制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以防止“危险混合”的发生，直到个体被完全驯服。

《勒内·莱斯》描写的帝都北京显然属于异托邦的范畴，这是一座融真实和幻象为一体的城市。在真实层面上，不仅皇城、满人居住区和汉人居住区有着明显的空间隔离，就连建筑的色彩也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制度：一边是金碧辉煌的皇城，有着洁白大理石所映衬的红墙金瓦；另一边则是灰色的平民世界，映衬着皇家苑囿更显尊贵豪华。

在幻象层面上，作者想象着北京还有一个“地下之城”，他固执地认为，“北京并不是像人们可以相信的那样，是一块忠诚与奸诈的角逐在其地皮表面进行的棋盘图形：北京存在着一座地下城，这地下城自有它的城堡，角楼、拐弯抹角之所，毗连邻接之处，也自有它的威胁”。不仅如此，他所想象的地下之城是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在高达二十英尺且砖石比寻常厚四倍的墙垣后面，一切未知的事物在繁衍剧增，同时，垂直的深渊正在侵蚀着它们的基础：这真是一座地上充满空穴的深邃的城市！”(《勒内·莱斯》，梅斌译)

在谢阁兰看来，纷繁复杂的权力斗争使北京的中心(紫禁城)变成了神秘莫测的黑洞：对贫民百姓而言，它是华贵的皇宫，但对于皇帝，这个“帝国高贵而谦和的囚徒”，皇宫则是他“被献祭的所在”，“被囚禁的地方”，空间的隔离管制使他成为“芸芸众生的最悲哀、最乏味的形象和象征”。

作者描述了一个被城墙、围墙、城门、宫门等严格划分的城市，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当属各种类型的“门”和“墙”。“我”渴望进入紫禁城，窥探帝国核心的奥秘，但谜底却被重重围墙包裹着，大门并不向“我”打开。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墙和门都有着深邃的含义：“墙是围住一个空间以保障其免受不祥外力的侵扰”；“门是已知与未知之间的通道。它一方面禁止不纯的邪力进入，同时也是保障有权通行者进出的通道”。而谢阁兰笔下的北京城墙与宫门，都成了“禁止”、“封闭”的象征，很少有“通行”、“开放”之意，整座东方帝都犹如莲花般层层延展的迷宫。谢阁兰试图表明：西方人想象中的北京是一座城市异托邦，因其神秘而诱人，因其严禁擅入而给人深入的渴望，帝都北京的开放对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悲剧，千百年来积聚的魅惑传说因为面纱的揭开而丧失殆尽。小说最后，当满清王朝被辛亥革命颠覆后，“我”很快离开了北京，它不再是“梦想之境”。

■“在中国，绝不要忘记你是欧洲人”

在《勒内·莱斯》中，“谢阁兰”宁愿住在外国军队保护区的外面，以表明他的跨文化交往愿望。他以“我的城”命名北京，以“我的宫殿”命名租住的四合院，以“我的瓷器室”(一语双关，又译“我的中国”)命名书房兼文物收藏室。他觉得四合院住起来“舒适又方便”，北京城则是“梦寐以求最理想的居家之地”。然而，他真正要面对的北京是一个“非常知道怎样将游人嵌入时间和空间中的城市”，它由网格式的四合院和错综复杂的胡同组成，通过院墙、阁楼、沟渠等多种手段隔离并监控在京的外国人，把他者禁锢在各自文化圈中，防止文化杂糅，并对逾越行为加以惩罚，以保持帝都的权力秩序。诚如莱斯对“谢阁兰”的多次告诫：“在中国，绝不要忘记你是欧洲人”。“谢阁兰”刚开始还以为这是种族特权，后来才发觉这其实是文化沟通的障碍。譬如“谢阁兰”为了探听紫禁城内部的秘密，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办法：先后尝试从宫廷太监、欧洲医生、中国医生等处获取蛛丝马迹，结果都是白费心机。在无数次失败之后，“我”终于发现：“了解北京风貌和中国文化”一方面被许诺是可以尝试的，但另一方面却始终实现不了。

对擅自跨越文化疆界的最严厉惩罚便是莱斯的离奇死亡：莱斯固执地坚守自己的文化混血儿身份，试图在两个异质文化之间来回穿梭，在探秘的历程中虽有短暂成功，但由于他的行为“展示了神圣的秩序和神话内部的令人忧虑的分裂”，最终只能以失败落幕。

总之，老北京的文学形象是多侧面的。如果说中国文学中作为文化记忆的老北京是一坛越窖越浓的佳酿，那么外国文学中作为异托邦的东方帝都则是一座扑朔迷离的迷宫，比较而言，后者因融合了城市想象、文化误读等多种异质元素而显得更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