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杰博士的《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一书即将出版，嘱我为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郭杰从小在徐州长大，还曾在上海教书。他在1987年去了长春，在东北师大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古典文学名家杨公骥教授。毕业后到吉林大学任教，担任著名诗人张松如（公木）教授的学术助手，从事中国诗歌史的研究。1998年，郭杰调来深圳大学任教，我们得以相识。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教师也来自五湖四海，若遇见个同乡，就会倍感亲切。我从小在苏州、无锡长大，和他都是江苏人，应是大同乡。我和他的导师公木也相识。公木指导的首届研究生杨春时等人的毕业论文答辩，就请了我和周来祥去长春参加。所以，一说起他的导师公木，交谈的话题就多了起来。

郭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涉猎甚广，先后曾主编了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话》，五卷本《文学大教室》。但钻研最深的还是先秦文学，对先秦诗歌史，尤其对周族史诗和屈原，作过深入研究，出版了多种著作，被推为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他刚入中年，就已有这样的成就，实属不易。先秦文学的研究难度甚大，不仅当时的语言文字难懂，而且历史久远，资料难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在北大读书，教我们先秦文学史的乃是游国恩老先生，德高望重，受人敬佩，觉得能讲先秦文学的学问真大。后来我师从五四老人杨晦研习中国文艺思想史，要我从《论语》、《庄子》、诗经、楚辞等原典读起，并写出孔子文艺思想、庄子美学思想等读书笔记，我就深感到研究先秦文学之艰难。郭杰能知难而进，登堂入室，深得其中堂奥，真是难得。

近日，郭杰又撰成了《古代思想与诗的世界》，送来书稿，使我得以先睹为快。这部书，共计十五章，三十万字。初读之后，给我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视野比较开阔，理路比较深入。所以这样说，当然不仅是指其所涉及时间跨度之大，从先秦，经魏晋，而至于宋金；也不仅是指其所研讨范围之广，既有思想史的问题（如商周天命观念，以及孔孟、老庄等），又有社会史的问题（如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类型分析），当然更多的还是文学史的问题（如诗经、楚辞，以至于古典诗歌、小说等）。更重要的还在于，书中试图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社会历史的相互关联中，在精神现象的整体上来把握有关问题，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而做出深入系统的分析论述。这种以文学为中心，而又远远超越单纯文学学科范围的整体性学术眼光，也就是作者自己所强调的“在‘历史一文化一艺术’三维视野中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态度和方法，确是富有创意的探索，而且在事实上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收获。

全书贯穿着这样的一个观点：“诗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和精神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艺术形态。孤立的、纯而又纯的所谓文学是不存在的，因此，像‘新批评’所倡导的那样完全进行封闭自足的文学内部研究，就很难探究文学的实质和意义；同时，文学又毕竟具有作为语言艺术的本质特性，完全否认艺术审美特性、而以所谓文化代替文学的研究也未必能够服人。诗歌（或文学）的研究应该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会统一。”这个观点比较辩证。事实上，从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在海内外的文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主要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之上、还是主要应该拓展到文化全局之中的不同看法，从二十世纪前期的“新批评”到二十世纪后期的“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走过了一个循环。其实，文学的研究和文化的研究，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更不是水火不容的。相反，他们本来就是各具内涵而又相互依存的问题，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具有辨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

究竟应从什么观点来研究文学？历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使人莫衷一是。文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时变化，因而文学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但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起来。恩格斯在高度评价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的文学功绩时，又指出了他的历史局限，从而指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责备他。”在恩格斯的眼中，这是非常高的、甚至是最高的批评标准。他在批评当时的历史剧《济金根》时写道：“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

依我看来，文学研究的最大困难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如何结合得好。只持美学观点或只持历史观点，这文学研究就会走向片面。有些声称持“美学观点”的研究，只把目光停留在语言、符号的层面，以为审美只涉及艺术的形式，而与内容无干。这是对文学审美的曲解。其实，艺术审美更重要的是在感受符号形式（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所表现出来的审美体验。而审美体验，正如道德体验、宗教体验、政治体验等一道，都具有自己的历史意蕴，其意义是由历史赋予的。所以，从美学观点研究必然要求深入历史内涵，同时用历史观点来研究文学。而对文学从“历史观点”来考察，也必须深入到文学的独特内涵中去，剖析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产生的独特历史和独特功能。在新世纪初兴起的文化研究，有的并不是研究文学，而是把目光放在文学艺术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的其他历史现象领域（政治、宗教、道德、哲学，甚至日常生活现象），偶而涉及文学，也只是仅仅把文学作为例证，作为阐释社会学原理的材料而已。有些文化研究，倒是把文学作为对象，对文学要作文化学的阐释，但目光停留在文学的文化意义层面，只探讨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并不触及文学审美意义（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审美的文学和实用的文学究竟有无区别，没有得到阐释。正是审美价值越高的文学，就越加需要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结合之中着力，阐明这些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文学，可以是艺术（所谓纯文学），也可以不是艺术（所谓杂文学）。有的文学，功利性强（实用文学）；有的文学，功利性弱（审美文学，娱乐文学）。有的文学，艺术性高；有的文学，艺术性低。把什么看作是文学，对文学作何理解，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而对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郭杰力倡把文学放在“历史—文化—艺术”这个系统中来研究，这不仅要考察文学和社会历史的依存关系，还要考察文学和其他文化现象的互动关系，更要考察文学和其他艺术的互补关系，这将有助于推动文学研究向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结合得更好这个方向前进。

〔作者简介〕胡经之（1933—），男，江苏苏州人，曾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文艺美学》、《文艺美学论》等书，主编《文艺美学方法论》、《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