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日与5月1日，香港三联书店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杨天石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繁体字版与简体字版。这是中央文史馆馆员杨天石多年来攻读蒋介石年谱、类抄本，台北大溪档案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的研究成果，对于还原历史，不无小补。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更是现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者，如何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评价蒋介石，不仅攸关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功过，更是推进和提升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重要指标。可惜近一个甲子以来，几乎三代中国人对蒋介石的认识都局限于陈伯达与李敖之流的水平。前者的成名作《人民公敌蒋介石》刚因作者身败名裂受审入狱而淡出畅销书榜，后者的《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评传》及《蒋介石的真面目》等书便随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印行的四十巨册一千八百万字的《李敖大全集》而深入大陆的穷乡僻壤。年前他还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节目中绘影绘声地描述宋美龄六十多年前跟美国总统候选人威尔基的“奸情”，说得口沫横飞滔滔不绝，总之蒋介石是个“十恶不赦的混世魔王”，连累其妻子也沦为“轻易与洋人上床的淫妇”。

　　去年春天，美国斯丹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1915至1946年的蒋介石日记后，情况慢慢地起了变化。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们阅后都表示：蒋介石原来是一个极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领袖，他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陪同杨天石赴美查阅蒋日记的中国社科院近史所所长张海鹏也坦承，他是抱着怀疑的观点去阅看蒋日记的，结果却不得不承认，蒋确实是民族主义者；杨天石四度赴美抄写蒋日记后断言，这部跨度五十多年、数以千万字计的日记确系原件，因为蒋主要是写给自己看的，写了许多个人隐私，原无公开的打算，故其内容真实性很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足以改写中国现代史。杨天石在台湾中研院演讲时，呼吁史学界同仁“要努力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要走出国共两党斗争的框架”，这本《蒋介石日记解读》正是“建立中国近代史新的解释体系”之探索性尝试。杨天石认为已往的史学著作中，“许多人物面目走形，许多事件云遮雾绕，离真理过远”，故他穷源溯底，探奥索隐，在新书中澄清了下列六项被严重扭曲的历史事件：

　　一、所有的教科书都说蒋介石设计陷害李之龙，命令其调舰进入黄埔，然后捕人、戒严，藉以篡夺军权。然而本书以蒋日记以及大量旁证史料，断言蒋根本没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过调舰命令，矫蒋之令的是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幕后主使人是西山会议派、广州市长伍朝枢、孙文主义学会这三股势力，系海军官校副校长欧阳格（欧阳钟之叔）与王伯龄定计，矫令蒙上，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事后，蒋查明事涉欧阳格，即下令逮捕，于1937年处决。蒋介石在日记中以为汪精卫设计绑架他，然真相大白后，蒋汪之隙已成，且绵延十一年，最后导致汪投日叛国。

　　二、已往历史书都说蒋“对外投降帝国主义”，但杨天石披露1925年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后，蒋日记中书写的仇英标语总计近百条，诸如“英夷不灭非男儿”、“汉有三户，灭英必汉”等。1926年2月，港英当局得英廷授权，决定提供一千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欲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省港大罢工。当时广州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愿接受英方条件，但蒋坚决拒绝。同年1月7日，蒋会见美国记者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可见蒋之反帝并非一时冲动。整个三四十年代蒋日记一概称日本政府为“倭奴”、“倭夷”。

　　三、已往的历史书都说蒋“消极抗日，投降妥协”，但杨指出，早在三十年代蒋就一再指示参谋本部加快国防建设，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2月，全国各地已筑成机枪掩体、小炮掩体、掩蔽部等各项工事3374个，“这一切说明，蒋介石在认真地准备对日抗战”。1934年在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他指示将国民经济重心西移，还下令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购买飞机，修建机场，提出“航空救国”口号。这一切表明蒋“以勾践卧薪尝胆精神激励自己，进行抗战的准备，为后来的抗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四、已往连国民党的史家都对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一事颇多非议，但杨天石指出，“希望从帝国主义得到援助，这是胡汉民的悲剧”。本书指出，三十年代历次以抗日为幌子的地方军阀反蒋兵变如察哈尔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都是由胡汉民在背后策动。1931年7月，桂系广州政府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以东北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分裂政府的援助，这才爆发九·一八事变。1935年3月日本特务土肥原到香港会见胡汉民，以巨额军援挑动两广出兵倒蒋，并配合日军进攻华北，只因胡汉民死得太快，他没有亲眼见到粤方“讨伐”中央政府的一幕。然而杨天石没有讲明，当年蒋与德国签订密约，要用德国教官训练中国陆军二百万，以及在华开设德械兵工厂，胡汉民不肯附议，蒋恐怕事泄被日方报复，不得已才将胡暂时软禁。

　　五、对于抗战期间几度传闻重庆方面与日方和谈的事，杨天石认为这是延缓日军进攻、藉谈判探究日军虚实，以便积蓄力量伺机反攻，这和献媚外敌、屈辱投降并不相同。最近香港出版的《张发奎上将回忆录》也指出：“我钦佩蒋先生坚持抗战到底誓不投降，这八年是相当艰难险阻的岁月，但他从未动摇，失去大半国土时犹威武不屈。即使有过秘密谈判，那也只是对敌斗争的策略问题。”已往人们被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误导，以为蒋介石包庇孔、宋，其实蒋与孔、宋的结合只是相忍为国，他在日记中抨击宋子文“飞扬跋扈、自私，常以个人私见破坏国家大事”；从蒋日记中也可发现，1945年孔祥熙因美金公债舞弊案下台是蒋亲自拍板定案的；1939年孔祥熙曾游说蒋与日本谈和，蒋断然批示：“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对日和议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他在日记中写道：“萧（正瀛）孔（祥熙）等主和者太可笑，应痛斥之。”

　　六、已往的史书过分渲染了史迪威的贡献，而丝毫不提史迪威指挥失误造成国军精锐在印缅伤亡惨重不能回援，以致豫湘桂战役失利；也不提史迪威刚愎自用，罔顾中国抗战大局，把中国军队当成他充当丛林英雄、在印缅实施复仇雪耻的工具。但杨天石引用蒋日记，证明蒋对史迪威一再忍让，直到忍无可忍才要求罗斯福总统召回史迪威。他忍耐是恐怕导致中美军事同盟破裂，要求召回则是为了维护国家尊严、支撑整个抗日大局，拯救日寇铁蹄下的千百万同胞。

　　总之，在台湾再次政党轮替、马英九上台与吴伯雄访问大陆前后，海峡两岸关系面临大幅改善契机之时，杨天石推出这部力作，是极具智慧的，他使蒋介石研究与民国史研究从“险学”变为“显学”，有助于两岸互相了解，进而走向统一。杨天石这本新书其实不新，全书十八章的三分之二（十二章）曾见于2002年2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其中八篇收录于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杨天石文集》，四篇收录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寻求历史的谜底》。这些论文，曾改头换面登载于台北《传记文学》、香港《明报月刊》、北京《万象》等刊物。纵览杨天石的历年著作，大致上以ABC、BCD、CDE、EAB的排列组合方式，每4N篇文章可编组3N本不同地域不同书名的“新书”，这对看热闹的读者还有点新鲜感，但对经常买书藏书的读者似乎不甚公道，这可能是商品经济泛滥之下的营销、包装术之不当运用。此外，书中所用的“蒋介石要求对史迪威实行军事审判”、“史迪威计划暗杀蒋介石”等标题，未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不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应该采用的。因为事实上，前者只是蒋介石发给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上将电报中的一句牢骚话，但蒋也在电报中表示：“为中美邦交计，要严格保密，切勿向外人略露一点。”蒋在1942年7月25日日记中斥史迪威“自称美国总统代表，以殖民地之总督自居！以参谋长为名而实行太上统帅职权，此必于美国对华平等政策有碍”，便是老蒋真性之流露。至于后者，所谓“史迪威在开罗奉罗斯福命令要准备一份暗杀蒋的计划”，所谓“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除掉蒋与何应钦等人”、“杀蒋拟用药、兵变、坠机三策”等均出自史迪威日记与其助手多恩上校的回忆录。综上所述，书中多篇文章并不是作者读了蒋介石日记后的研究成果，似不应收入此书。

　　本书的许多事实与观点是台湾的历史学家早就说了许多遍的，但由于两岸长期分治，许多史籍传不到大陆，近年台湾实行“去蒋化”，这些珍贵资料更被视若敝屣。又如，“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虽然早在二十三年前，制造这一谣诼的美国人柯尔斯已签字立据承认这是胡编乱造，且道歉认赔，但是在戒严时期的台湾，此案诉讼经过不宜张扬（有逆向传播谣言诋毁名人之嫌），此前已有柏杨因“大力水手”漫画译文涉嫌影射蒋氏父子而判刑十二年的先例，故这一蜚闻更显得扑朔迷离，再加上李敖在电视台大肆宣传，几乎以讹传讹弄假成真。杨天石在大陆出书辟谣，无形中突显了此书的“卖点”，这是自诩“大师”的李敖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