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献典籍进行辑校考订，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相对于由基本文献资料出发的理论阐释性研究，考订文献对学者的要求更高。因而，由李剑国辑校的《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以下简称《新记》），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研究《搜神记》，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作者干宝的生平事迹，一个是今存《搜神记》的版本问题。该书作者首先对这两大问题作了一番深入的考辨论证（见《前言》），从而为正文的辑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传明刊二十卷本《搜神记》及十卷本《搜神后记》的辑录质量很差，作者经过逐条逐句认真清理，开列出存在的“大量辑入他书内容”、“正续书误辑”等问题，并且一一举证说明。明刊二十卷本《搜神记，鲁迅认为它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范宁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撰文考定其辑录者为胡应麟。鲁、范二先生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关于胡应麟辑录二十卷本的时间及辑录过程中的细节，以及胡辑本被收入《秘册汇函》的原委等问题，则在本书中得以深入探讨。对于长期流行的若干说法，作者借助充分的论据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比如：当时的社会名流刘惔，看过干宝的《搜神记》之后，以春秋晋国秉笔直书的良史董狐为喻，称他为“鬼之董狐”。对此，历来多被视为称赞之语。作者则认为：“其实是讥讽干宝以史家实录态度对待鬼神荒渺之事。”并且以“《世说新语》将此事入于《排调门》”（包含揶揄之意），“刘惔自视极高且不信鬼神，未必对年长于他三四十岁的干宝佩服”（《世说新语》“品藻”、“言语”），“《晋书》从《世说》采入却未解真意，造成后世也以‘鬼董狐’为语怪美称”为佐证。这些工作对正文的辑录校勘发挥着清理基础、划分域境、制定原则、提供路径方法等重要作用。

　　新辑《搜神记》共收录343条，与旧本相对照，新增46条、删除160条、从旧本《搜神后记》辑入11条；新辑《搜神后记》收录99条，其中新增8条、删除29条、从《搜神记》辑入11条。这些篇目的确定，都是有案可稽的。在正文的每篇之末，都列出了该篇的出处依据。对于删除的篇目，则在“附录”中专列《旧本〈搜神记〉伪目疑目辨证》、《旧本〈搜神后记〉伪目疑目辨证》二题，将所有存疑为伪之作的原文列出，并在每篇之末以“案语”的形式，详细说明将其删除的缘由。由《搜神后记》转辑入《搜神记》（或相反）的篇目也都有说明。

　　本书作者李剑国是一位热忱“传道度人”的名师。就本书而言，其“传道度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大限度地为读者的研读提供便利。二是毫无保留地将研究的方法路径公示于人。这一特征，集中表现在《前言》部分。本书《前言》计约六万余字，共分九个部分：“干宝籍贯仕历考”、“干宝著述考”等。其中前八个问题皆为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完全可以单独出版。在“前言”中对这些问题详加论析，是因为它们与辑校《搜神记》、《搜神后记》有着密切关系，也是在为读者提供从事研究第一步工作的示范。

　　《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记后记》（上、下册），李剑国辑校，中华书局2007年3月第一版，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