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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狂人”，近代最有名的“狂人”之一，可说是安徽的刘文典（字叔雅，1891-1958）。刘文典是校勘学的大家，陈寅恪那封著名的《论国文试题书》就是写给他的。刘文典精于古书句读和文法，人送外号“刘格兰玛（GrammarLiu）”。他校订的那些古籍，现在恐无几人读过。大家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那些传闻一时的狂言和狂行。今年是刘文典逝世五十周年，也是他“顶撞蒋介石事件”八十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我们读到了关于他的第一本评传《狂人刘文典》。顾名思义，《狂人刘文典》当然以讲述刘文典的狂言与狂行为主。不过，读书之道，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狂者见狂，不狂者见不狂。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透露出来的刘文典的“不狂”。 刘文典常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本人替“狂人”归纳了一下，他老人家大概对五类人从没狂过。第一类是他尊敬的师友，比如他的“本师”刘师培、夸他“叔雅，你真好”的“章疯子”章太炎、“人非常好的”陈独秀、“最敬爱的朋友”胡适、“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的陈寅恪以及“忠信笃敬、今之古人”吴宓。第二类是有真才实学的外国学者，比如叔本华（刘文典说自己“好庄子与叔本华哲学”）、富兰克林、达尔文、赫胥黎、海凯尔（ErnstH.Haeckel）、丘浅次郎、永井潜和高本汉。第三类是一些肯为民办事且忠勇抗战的军政人物。刘文典不但同他们来往（如卫立煌），还替他们撰写寿表和神道碑记（《李仪廷将军七旬寿序》和《唐淮源将军庙碑》）。第四类是广大青年学生。在学生面前，刘文典没有任何架子。有的学生甚至说他“的确渊博而无自满的表现”，这不干脆就是在说他“不狂”了吗？由此可见，“狂人”“狂”得很有分寸。 还有第五类人，就是社会上卑微可怜的小人物。讲个《狂人刘文典》没有采用的故事。民国某年，刘文典为校《淮南鸿烈》住进白云观阅《道藏》。一天，观里来了位“大仙”，手拿旧报纸包的诗集，昂然闯进门房，见刘文典就说：“我的才太高了，所以很苦的。这是我的诗集，诗好得很……你细细读罢。”刘文典强忍住笑，一面假装看诗，一面听他继续发高论：“我最好哲学，现在研究佛学和写字。我是以哲学为方法，政治活动为目的，政治也是我的唯理哲学的一层。我的书梁任公看过，现在译一部阿肯的《精神哲学》，请胡适之出版。胡适之、梁任公都聪明，但是没有专门学问，他们和杜威一样，都很浅的，不及阿肯和贝尔格逊的道理深。我就不像他们了，我要把宗教、哲学和佛经的道理都创造出来，自己发明到最高的地步，我的弊病就是失之太高了、太高了。”阿肯指德国哲学家倭铿（RudolfEucken），贝尔格逊即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Bergson）。“大仙”兜了大半天圈子才转入正题，他想讨一笔旅费回乡，铜子票和铜子都不嫌弃，理由是：“我是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的才学所以能如此的成就，也就是这个道理。”刘文典不敢笑出声来，忙把零钱全部给了他。他点完钱，坚持要把诗集留下，供刘文典晨昏拜读。刘文典再三辞谢，他方肯收回。临别时，他一再说，其实你应该好好读读我的诗，不可专做那校书的枯燥活计。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想起还没拜会观里的道长，就说“宗教哲学家不可不见见宗教家”。刘文典赶紧拦住他，说老道们什么也不懂，当不起您这样大学者的拜候，好歹才把他打发走。刘文典显然看出“大仙”来自社会底层，是个自视甚高却不得其门而入的民间学者。对这样一个可怜人，他“狂”不起来。 刘文典的“狂”，主要是对自己的学问有自信，就像他说的“我既然是‘权威’，当然有权威思想，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涉猎过的多种学问，说起来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思想动向还特别有缘，《狂人刘文典》中对此多有评点，很可供留心世态人心者参考。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我一集也不落地看过，而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曾“三易其地讲《红楼》”，一时传为美谈。《于丹〈庄子〉心得》参考文献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位列第二，第一是《庄子》。钱文忠开讲《玄奘西游记》，道俗两众赞为功德无量，但很少人知道刘文典曾细校《大唐西域记》和《慈恩法师传》，欲“与东西洋学者一较高下”。徐星研究鸟类从恐龙进化而来的问题，想填补进化论上“缺失的一环”，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刘文典翻译过赫胥黎《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丘浅次郎《进化与人生》和《进化论讲话》，以及海凯尔《宇宙之谜》和《生命之不可思议》。不管怎么说，刘文典研究过的那些学问和问题，今天依然很有生气。 世人一般只把刘文典看作“专会做选体文者”，“反对白话文的国粹家”，甚或不谙世局的冬烘先生。其实，刘文典很早就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从威廉·耶路撒冷的《哲学概论》入西方哲学之门，还写过一篇《唯物唯心得失论》，赞扬过叔本华“天纵之姿，既勇且智，集形而上学之大成，为百世人伦之师表”。《狂人刘文典》对世人的这种成见多有纠评，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刘文典。自从1999年《刘文典全集》出版后，他早年介绍进化论和科学方法论的工作重新引起注意。可惜很少有人介绍他这方面的工作和第一手材料，包括他有关进化论和科学方法论的中外文藏书。2008年初，我在搜购民国时期数理逻辑和科学哲学类书刊时，从安徽芜湖购得一册任鸿隽（字叔永，1886-1961，化学家）等所著《科学通论》（上海：中国科学社，民国八年3月1日初版），意外发现竟然是刘文典赠书，书上有他的签章和批注。这本《科学通论》原是旧国立安徽大学图书馆藏书（有图书馆藏书章）。扉页上有毛笔写的“叔雅赠”三字。扉页后面书名页上题有“ 《狂人刘文典》不是一本史学家的专著，我们自然不能以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或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那样的标准来要求它。但是，我还是想提出几个小问题供作者参考。比如，第130页讲到陈福康无钱自费留美，刘文典偶闻“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就写信请胡适帮自己这个学生留心一下。经查，原信内容是“吾国在美青年领事馆员多有半工半读、继续求学者”，“美国青年领事馆”显系误解或误引。另外，书中所引某些材料似需深入鉴别，如第298-299页引用吴崇《刘文典先生授课记》的话,“我们喜欢听他讲课中涉及的西洋知识，讲他当年在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里，见到哪些敦煌经卷，皇家图书馆里又有哪些中国古籍中的珍本、孤本”。可是，从全书来看，刘文典似未去过英国，作者对此也欠一定的说明。再如，第289页提到刘文典有一次看到萧荻在看“万有文库”的《悲惨世界》，便说：“这个译本太差，回头我找个好的英译本给你。”在这里，作者似有责任告诉读者，刘文典认为“太差”的译本是指哪个。我自己觉得，他可能是指李丹、方于夫妇年轻时翻译的《可怜的人》。 从整体上说，《狂人刘文典》立论中肯、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构思善巧、定位恰当，能够做到这些非常不容易。我自己读后感到获得无数新知。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就是作者在搜集文献资料、参访相关人物的三年中，发现了《刘文典全集》未收的若干佚文，如《我的思想变迁史》、《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历代循吏史实》、《刘文典在批判胡适大会上的发言稿》、《刘文典自我检讨》等。同时，书中还引用了刘文典的学生李作新的未刊稿《庄子与〈庄子〉大家论生态平衡》、《刘文典湛述〈墨子〉与光学定律》、《刘文典论爱因斯坦》，这也是很有趣的史料。据说，作者正在协助“刘文典全集编委会”把佚文补进《刘文典全集·补编》。我很佩服他寻找史料的敏锐和勤奋，当然也羡慕他发掘到新材料的好运气。梁启超在论述为近代人物立传时说：“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狂人刘文典》之作，为全面认识刘文典的“狂”与“不狂”打下一个基础。应该说，这本书的出版是十分及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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