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包括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家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喀拉和卓墓地大规模发掘之后，截止到目前为止陆续出土及收集来的文书、墓志、碑铭等原始资料。这批资料总数在五百件以上，绝大多数为社会文书，极具史料价值。该书尤以2004年以来新出土的文书引人注目， 文书的时间也从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的户籍到元至元十五年（1278）之后的金箔包装纸，几乎跨越了丝绸之路上千年的历史。

　　这批文献主要以世俗社会的公私文书为主，丰富的文书内容中存在着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大量资料，增加了我们对于许多历史重大事件与制度、文化的了解。如：台藏塔新出的三组唐代历日，对研究唐代的颁历制度与历日的社会意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新发现的《易杂占》则对于我们了解阚氏高昌时代的易学、占卜和社会风貌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唐调露二年（680）七月东都尚书省吏部符为申州县阙员事》则为研究唐前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程序和铨选、为唐高宗时期东都尚书省的职责和行政运用提供了实物资料。又如“府兵番上”的概念，长期以来被理解为单纯的京师宿卫，而《唐永徽五年（654）九月西州诸府主帅牒为请替番上事》等文书的出现，却使我们重新定义“番上”这个概念在府兵制度中还包含了地方值勤的意义。

　　出土的文书最早有《前秦建元二十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它是目前所见纸本书写的最早户籍，为我们认识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户籍实际面貌提供了极其直观的实物数据，也将成为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籍帐制度的发展演变不可或缺的材料。新出的北凉时期的计赀出丝、计口出丝帐对于此前研究非常薄弱的北凉时期的赋税制度提供了宝贵的例证。《唐龙朔二年（662）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则是首次发现的僧籍，为我们理解唐代的相关制度，提供了绝无仅有的信息。《神龙二年（706）七月史某牒为长安三年军粮破除、见在事》等，则为唐代地方的勾征制度提供了实际的例证。凡此种种，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或提高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新出的吐鲁番文书也再次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如阚氏高昌送使文书体现了5世纪下半叶高昌在柔然汗国控制西域期间交通南北时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唐龙朔三年（66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安稽哥逻禄部落事》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史籍未载的史实，也澄清了哥逻禄部与燕然都护府的关系及地理位置上的一些问题，加深了我们对当时西域复杂的民族关系形势的理解。同批整理的还有一件粟特文文书残片，是钤有汉文官印的正式官文书，再次证明了粟特民族在东西交往之间承担的重要作用。又如在交河沟西、巴达木两处墓地都发现了属于胡人的墓葬，使我们对于高昌粟特及其它中亚胡人在高昌的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唐天宝十载（751）交河郡客使文卷》的发现则使我们对唐朝和阿拉伯历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怛逻斯之战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新出土的文献中，大量的典籍也为我们理解吐鲁番的文化传承提供了依据。如出自洋海四号墓的白文《论语》和《毛诗》，出自洋海一号墓地的《论语古注》和《孝经义》，无论在写本时间和内容上，都刷新了我们对于典籍流传的认识；甚至，在一片官文书的背后的《古诗习字》，也使我们从吐鲁番的文书里第一次发现了散佚千年的唐前五言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