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教授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尤其古代诗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成就骄人，在世界汉学界堪称名声斐然。笔者佩服他作为一个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能如此精通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推出如此多令中国学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迄今为止他仅在中国大陆被译成汉语出版的论著已有：《初唐诗》《盛唐诗》《追忆》《迷楼》《他山的石头》《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等多部，还有即将问世的《汉魏诗》《晚唐诗》等，如再加上还没被译成中文的英语著作和论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宇文所安先生完全可称是世界汉学界著作等身的一流汉学家。笔者曾拜读过他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部分著作，深为其别具一格的行文风格、富有哲理的精辟论断、饶有情趣的语言文采所激赏，尤其是他作为一个西方学者，在诠释和解析中国古代诗学时所具有的那种睿智和辨识力，以及由此而及的中西诗学比较，更令人赞叹，在笔者所阅读过的海外汉学家（文学类）的著作中，他的著作无疑是佼佼者——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不过，话要说回来，在佩服与肯定的同时，也应说些实事求是的话，一味地赞美或刻意地贬抑，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取的态度。

　　在此，笔者想就宇文先生（以下均此简称）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一书谈些看法，以求教于宇文先生，也望学界同行们赐正。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一书（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是宇文先生的一部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收录了他撰写的有关中国中唐时期文学与文化的论文7篇，书前有“三联版前言”和导论，书末有附录和“译后记”。笔者感兴趣的地方主要在“三联版前言”和“导论”两部分，兼及7篇论文中的相关内容。突出的问题首先与书名有关，书名是《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笔者的疑问是——中国有“中世纪”吗？也即，中国有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世纪？当然，作者在一开始即说明中国的“中世纪”与欧洲的中世纪意义不同，中国的“中世纪”是专门打了引号的，但既用了这个历史名词，就表明两者之间应该有相似之处，或至少有可借用之处（宇文先生的文章没能说明打引号的“中世纪”起始于中唐之前的哪个历史年代，到中唐时大约经历了多长时间）。既如此，它同西方的中世纪又有何区别？且这个“中世纪”观念是否符合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客观实际？中唐之前的文学和文化是否具备西方概念上的中世纪文化和文学的涵义？用“中世纪”的概念套中唐之前阶段的文学和文化是否合适？中唐是否是中国“中世纪‘的终结时期？我们应该如何确切地评价和看待中唐文学和文化？等等。以下，本文拟就以上问题的主要方面，结合宇文先生所论所述，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先说“中世纪”。毫无疑问，所谓中世纪（不加引号；英语是theMiddleAges），绝对是个外来名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个称法，它是西方人习用的一个历史名词，专指欧洲历史上的中古时期，简称“中世“或“中古”。欧洲的历史，一般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现代四个阶段，一般认为，这四个阶段的具体时间分段是：上古——原始社会到古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中古——公元476年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公元1640年）；近古——公元1640年到俄国十月革命（公元1917年）；现代——1917年到现今（21世纪初）。这四个阶段，按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划分，上古是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古是封建社会。由此，我们可知，中古时期（即中世纪）乃专指欧洲的封建社会，而中世纪这个名称的正式出现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从文化意义上说，它的时间跨度是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之间，即公元4、5世纪到公元15世纪这个历史阶段，在欧洲人的意识中，这一段历史时期正是欧洲的封建制时期，也是欧洲人思想文化上受封建制和宗教压抑最严重的时期，文艺复兴正是旨在反抗和消除这段时期的黑暗和愚昧，努力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呼唤人的觉醒，倡导人性、人道和人文主义。这就是说，中世纪这个名称，有着特定的涵义，既指历史时间，也包含文化含义。

　　那末，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所谓的“中世纪”呢？由上述，既然中世纪的定义，是由欧洲人根据他们的历史阶段和文化发展命名的，那末中国人如要用这个词，也必须按其原意来理解、概括和划分：第一是封建制社会，第二是文化上的相对黑暗和愚昧时期，且宗教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要的地位，或至少远不如此前的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辉煌时期。依据这个定义和原则，中国的中世纪也应该从奴隶社会基本结束开始，到封建社会基本结束为止，然而这样的历史时期，在中国是非常漫长的，可以从春秋战国之交开始（或再迟些，但至迟不会晚于魏晋），到清朝末年结束，绵延可长达二千年左右。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封建的体制中，虽说其间封建体制本身有强有弱、有起有伏，且从宋朝开始，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城市和市民经济，但整个社会仍摆脱不了封建大一统的牢笼，依然牢固地维持着封建的体制，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了清代。此外，中国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宗教状况也远不能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虽有佛教进入，大约是西汉末东汉时期，在唐朝达到高峰，此后，明清时期又有基督教传入，但前后两个宗教的影响程度都远不能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状况相比。这就是说，从社会体制上说，中国如有“中世纪”，其时间跨度应该是从公元前3、4世纪到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末文化上呢？中国有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长期的文化相对窒息、文明相对受长期压制的黑暗愚昧时期？有，但谈不上长期，比较典型的，如秦始皇统治时期的焚书坑儒，西汉后期至东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元明清三代对汉族百姓的愚民政策、高压措施和对文人知识分子的禁锢政策等。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无论是文学、艺术、史学、哲学乃至自然科学，成果之多、成就之大，非本文篇幅所能罗列和概括，一般中国读者都了解，懂得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学者也明晓。

　　由此，问题就清楚了：第一，中国如果有欧洲概念上的中世纪，它的起始应在春秋战国之交（或至迟在魏晋），结束应在清朝末年，而决不会在中唐时期；第二，既然中国的“中世纪”如此漫长，如何理解中唐是中国“中世纪”的终结？我们不妨看一下宇文先生在其《终结》一书中是如何具体阐说他的“中世纪”观点的。他首先承认，他的书名中的“中世纪”称谓是加了引号的，这个引号的作用是提醒中国读者，中国的“中世纪”与欧洲的中世纪意义不同。但他又说，他使用“中世纪”这个欧洲名词，是为了唤起读者一种联想——主要应该是欧洲读者，欧洲从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从唐到宋的转型，其中的转化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也有深刻的差别），同时也是让英语读者有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中世纪这个名词对于欧洲读者来说太熟悉了，而对中国读者来说，宇文先生觉得他的这个书名用了两个“中”字——“中世纪”和中唐，能令中国读者产生新奇感，这是个有意思的切入点。不仅如此，宇文先生还认为，讲述历史的东西，犹如看博物馆的展品，我们不光应从正面看，还应从侧面或背面看，换一个角度，从陌生的角度看，或许会有惊喜的效果。宇文先生这样的说法有其创新之处，它强调了突破传统旧习惯，打破历来文学史的博物馆展品式的正面叙述，为读者换了一个陌生的新鲜角度，可以给人一种新的感觉。这可不可以呢？笔者以为，可以也不可以：说可以，如果题目（书名）能与所论述的内容密切相合，那末，这个题目越新奇，就越能产生奇特的效果，以至可以圆满达到作者试图达到的目的，甚至事半功倍；说不可以，如果题目与所论述的内容不相切合，那末，题目越新奇，或许就会离论述的主旨或内容越远，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样说，当然不是冲着宇文先生来的，而是想说明，题目（书名）所标示的应该正是内容所展示的，而不是标题仅仅只是一个引发读者兴趣的引子或诱饵，而真正内在的实际内容并没解决标题所显示的主题，这就令人失望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终结》一书。按该书的题目所示，它应该告诉读者：中国的“中世纪”指哪个时期，这个时期从何时起到何时止？这个时期中包括了哪些文化内涵（包括文学与文化——因为副标题是“中唐文学文化论集”）？为何说中唐时期是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但遗憾的是，从书中收录的7篇论文中，我们难以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作者似乎只是利用了“中世纪”这个历史名词，因为它能吸引英语读者，又利用了“中世纪”与中唐两个名词，因为它们都有一个“中”字，可以引发中国的读者的兴趣，而对于中国的“中世纪”和欧洲的中世纪的相似，作者没作展开性论述和比较，对于中国有没有“中世纪”，为何其终结会在中唐时期，也没作有说服力的论述。本书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作者之所以取这个书名，纯粹是因为作者本人喜好中唐文学，觉得它有别于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文学（还应包括文化），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为了吸引或引发读者的兴味（包括英语读者和中国读者），特意取了这个书名，而文集中所讲述的内容，只是包涵了中唐这个历史时期，并没具体展开说明“中世纪”和“终结”两个能引发人们兴味的概念。

　　实事求是说，《终结》一书对中国中唐的文学和文化确实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看法，例如，作者认为：中唐的主要文人就宇宙、社会、文化等提出问题的频繁度和急切的程度，是前所未见的，例如韩愈乃是一个非常不安于传统的思想家，一个不得其平而鸣的人物；以往通过重复建立权威的文化，到中唐时期，由通过发问建立权威的文化代替了；从中唐的传奇小说（如《任氏传》）中可以看到人们开始有了一种智识和人性上的骚动不安，他们开始不满足于旧有的答案，这说明他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世界（当然只是一个开始，还不彻底和全面——笔者）；盛唐之所以会在后世赢得如此高的声誉，某种程度上与中唐的推波助澜分不开，中唐是以盛唐为基准和思想背景的；中唐诗远比盛唐诗纷繁复杂，虽少了一份诗味，然其广度和超越其前诗歌局限的态势，却要强得多；中唐的诗歌呈现了对自然的井然有序的表述和品评，使风景具有了建筑性，诗可以被视为构筑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一种自然的表达，且诗中再现的是艺术的情境，而不是经验世界的情景；中唐的作家在精神志趣上更接近于宋代大思想家，而不是盛唐诗人，他们以特立独行的诠释自恃，而不是对于传统知识的重述；中唐诗打破了文体的统辖与局限，使中唐诗的历史不再仅仅属于诗歌；中唐时期的文学和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使之更多地与其后的宋代文化的风格相类，而不同于之前的盛唐文化，这是个值得注重的现象，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到中唐时，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转折，这种转折告诉我们，它并不以旧朝代的结束新朝代的开始作为标记。宇文先生谈到的这个中唐文化和文学的转折标志问题，其实中国的文学史研究者也已注意到了，过去一般的中国文学史（指古代）分段，往往是：其一，分为四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其二，分为三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然近来也有持三段论的学者在唐宋之间不按朝代切断，而是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初盛唐、中晚唐宋元明清，这说明已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唐时期在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变化，以及它所带来的文化与文学风格和特征的变化，认为中唐的文学和文化更趋同于宋代及其后的文化与文学，而与之前的盛唐时期区别较大。

　　总之，笔者以为，对于论述中唐文化与文学来说，宇文先生这部《中国“中世纪”的终结》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新之处，虽然收录在集子中的只有7篇论文，且它们之间本身并无特别有意的内在逻辑结构上的密切联系，也并不形成有预定构思的一部成体系的专著，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它不是一部中唐诗史——虽然论文本身具有文学史性质，但它们不能构成一部文学史，而更多的乃是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领域相关。但是，遗憾的是，作为一部论文集，在书名题目的酌定上，作者似过分追求引发读者（包括西方和中国）阅读兴趣的效应，而忽略了书名涵盖的内容与书内实际内容之间的距离，这就难免让读者感到有些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