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非常熟悉的丝绸之路，最初指的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今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新疆，到中亚地区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以丝、茶贸易为特色的西北陆路通道，因此，提起丝绸之路,浮现在人们脑海的首先是那些穿越大西北苍茫的戈壁和大漠，并艰难地寻找绿洲和水源，最后与异域文明对接的商队图景。后来“丝路”渐渐地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它成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中国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的象征性符号。中外史家视野之下的“丝绸之路”有茫茫戈壁，也有浩翰海洋，对陆上丝路的认识有大西北的一条，还有大西南的一条；对“海上丝路”的认识则主要指从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前往东南亚、南亚到阿拉伯的航路。刘风鸣的新著《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7年），则将过去没有受重视的经过山东半岛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是一项颇具拓荒性质的学术工程。著者指出：“至晚在齐桓公时期，就开辟了以山东半岛沿海港口为起点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第23页），甚至在齐之前的莱国就开始了与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商业活动；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始发港”、“启锚地”、“源头”、“首发地”应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半岛沿海的之罘、斥山、成山、琅琊等港口，过去学术界认为海上丝路晚于陆地丝路的观点“实际上忽略了山东半岛通过海上与朝鲜和日本的交往”（第14页）。著者通过认定山东半岛沿海港口“至晚在2600年以前”就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航地，使我们对丝路的追寻穿越了更旷远、更幽长、更深邃的时空隧道，从而深化与拓展了丝路研究的内涵与外延。

　　著者围绕“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线条对山东半岛在不同历史时期中韩日三国贸易和友好交往活动中的重要地位作了系统论述，指出：山东半岛早在史前文化时期就通过庙岛群岛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有了文化交流，考古成果证实，日本的水稻就是“由山东半岛传到日本中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在春秋时期就开辟了与朝鲜半岛、日本贸易和友好往来的“东海丝路”；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航线，是历史上著名的“循海岸水行”的黄金通道；盛唐时期，从山东半岛进出中国大陆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从五代到元朝，期间朝代更迭、战乱频繁，但山东半岛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的交往并未受到太大的干扰；明代曾是中朝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山东半岛在发展中朝友好往来、抗击倭寇、确保丝路畅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初，朝廷虽然实行严厉的海禁，但也没有隔断山东半岛与朝、日的交往。

　　丝绸之路所体现的文明对话既是处在不同空间的不同文明通过这一文化纽带展开的碰撞与交集，也是一条连接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传承通道。作者致力于廓清沉寂在历史迷雾中的“东海丝路”，也是基于响应现实的呼唤，体现了学者关注现实的强烈经世情怀。论者指出：近年编制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提出的“构筑由山东半岛、韩国西南海岸地区、日本九州地区组成的跨国城市走廊”的实施方案，实际上就是架设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快速通道，使山东半岛成为“鲁日韩黄海地区成长三角”，这样的定位将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光彩（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