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传记文学》的最早结缘，大概是在十六七年前上大学的时候。90年代初期很流行唐德刚的《胡适杂忆》，我喜欢唐德刚描述的那个在潦倒中不失可爱本色的胡适，也喜欢他半文半白，俏皮而不失幽默感的文风，顺便也就知道了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丛刊，因为我们读的内地版就是从那里引进的。可惜的是，那次阅读唐德刚，并没有把我引入进一步阅读《传记文学》的大门。

　　后来上研究生，对有关清华的学人感兴趣，断断续续又与《传记文学》续上了缘，记得曾在杂志上看过连载的《蒋廷黻回忆录》，读过丛刊中梁实秋的《谈闻一多》，复印阅读了有关潘光旦的多篇回忆文章。

　　如此又是几年过去了，1997年底学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传记文学》丛刊中的萧公权的回忆录《问学谏往录》，我很快购得一册。那时的学术敏感度还不高，没有能力从中捕捉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但对书中讲的一个观点倒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意是说，萧先生认为，胡适的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固然不错，但在假设和求证之前应该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没有这个阶段，可能提不出合理的假设，有了假设，还要回过头来向“放眼”看过的，以至尚未看过的书中去“小心求证”。自己为什么对这一点印象独深？大约是胡适的话太有名，常有人“说道”它，批判的有，辩护的也有，萧先生的观点看来比较周全，说出了一个有经验的学者的肺腑之言吧。

　　后来读到余英时先生的一本书，他说五四时期并不是所有大家庭的子女都被名教纲常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人人都非反叛不可，激烈反对家庭言论者的思想言论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个人的遭遇；没有同样遭遇的人的看法则不同。他举的例子是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里谈到的经历：萧父母双亡，在一个旧式的开明家庭下长大成人，颇受益于早期的家庭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基础上，他认为五四健将攻击中国旧家庭有点偏激。余先生的结论是：“由于只有受了委屈的人才会呐喊，而没有苦痛经验的人则保持缄默，所以在‘五四’时我们往往只听到前者的声音。”在深佩余先生的洞察力之余，又不免有些懊恼，自己明明是看过萧书的，五四时期《新潮》杂志上那些痛骂“家庭万恶”的文章也看过，但自己居然储存了这么多原料，没有凝结成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这也是“学而不思则罔”吧。

　　1997年夏天，我应约为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史家随笔”丛书选编过傅斯年卷，名为《出入史门》，在选文前面我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前言”，后来蒙好多熟人抬举，说是写得有点文采。其实我自己也还是有遗憾的——就在我交稿后的几个月，我又查阅到《蒋廷黻回忆录》，看到一段话：“《独立评论》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样，为《独立评论》花了许多时间撰稿。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一旦撰写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历史经验似的。”同是历史学家的蒋廷黻，对傅斯年的时论说了这么中肯的评论，引到我的文章里不是很有说服力吗？至少要比我这个后来人高谈阔论强得多了。

　　转眼又是多年，直到今年春节时读唐德刚的《书缘与人缘》，其中有一篇为《传记文学》杂志创刊20周年写的《“以一人而敌一国”》，读后才深刻地领会到《传记文学》的价值，才在观念上把《传记文学》与内地的文史资料选辑联系起来。这篇文章也许是谈《传记文学》史料价值最准确、最深入的一篇，此前我不能说对它所说的观点毫无认识，但无疑是比较模糊的。这些年我对《传记文学》浅尝辄止，追根溯源，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识的不深刻，如果早些年读到唐文，可能我的阅读史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我甚至发愿抽出半年时间通读《传记文学》与文史资料选辑，即为唐先生大文所刺激而成。

　　就在读这篇文章之后不久，我就有了一个验证它的机会。今年春天我重读了一遍萧公权的《问学谏往录》，对有一段话很感兴趣，说的是1924年在康奈尔大学听当时名重一时的哲学家杜威演讲，杜公实在不擅此道，“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我想听众当中定有不少人同我一样，听得十分吃力”。读后不禁联想到1962年潘光旦在《文史资料选辑》上的一篇回忆，潘写的是杜威五四时期在清华的五次演讲：“……他说话声音很低，又单调，不但听不清，还起了‘摇篮曲’的作用，一起讲五次，我在座入睡过四次。”潘文写作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文风中往往多自我批评，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物、思想、制度等多轻蔑之辞，多年前我颇怀疑对杜威的描述是否有点过甚其词，读了萧公权的叙述，这个疑问顿时焕然冰释了。杜威五四时期在中国呆了两年，借助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一大批有名的中国弟子的风头，到处演讲，后集成《杜威五大演讲》出版。前人往往盛赞杜氏演讲的影响力如何巨大，实用主义在中国知识界如何风光，这大概是单纯从文字表达上看杜威，如果把他演讲的效果因素也考虑进去，或许就更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