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在1904年创刊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聘请胡愈之为主编，承包刊物全部业务。是年 “大同世界”梦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开始实行清党、剿共，到1933年已是第7个年头了。令人惊讶的是，绝大部分应征人对未来中国的梦想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例如，中央监察委员柳亚子答：“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女作家谢冰莹答：“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燕京大学教授郑振铎答：“我们将建设了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小说家郁达夫说：“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安徽大学教授范寿康梦见：“[旧的]生产关系的‘外壳’炸破了，革命的暴风雨席卷了英、美、法、德、意诸国。中国跟随先进各国获得了国际间的自由与平等。在这未来的中国，无所谓贫富悬隔的阶级，无所谓男女差别的待遇。……人类真正的历史开始在写第一页了。”中学生杂志编辑叶圣陶说：“梦想中未来的中国，……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充塞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神州国光社编辑胡秋原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的‘梦想’当然是无须多说的。” 清华大学教授张申府在1921年曾是欧洲的中共小组的领导人，1925年脱党。但他并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我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他还希望中国人都能“懂得唯物辩证法”，“能实践唯物辩证法”。暨南大学教授李石岑认为“中国必然走上科学的社会主义之路”。顾森千理想中的未来中国要有“比新俄还要伟大的各种巨大的破坏，和巨大的建设”。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严灵峰预言“1917年10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复演”，最后“整个世界——中国也在内，将要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地步”，人类就从“必然的王国跃进了自由的王国！”上海法学院教授朱隐青的回答是一句话：“无阶级专政的共产社会。”银行家俞寰澄说：“我想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个联邦社会主义的国家，连高丽、台湾或者连日本都包含在内。”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共劳共享的平等社会”。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敬通过“三五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之探索”，认为“未来的中国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工人农民和一切劳苦大众”。新闻记者楼适夷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说：“未来的中国将有一场大火，毁灭旧社会的一切，重新建设起一个没有人对人的仇恨、阶级对阶级的剥削的社会。”教育部科长吴研因梦想，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以后，“无阶级的分别”。“私人经济制度绝不存在”。著译家武思茂梦想中国在国际上与外国绝对平等。全国人民绝对平等。全国电气化。教育普及。“全国人民无一人不劳而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暨南大学教授漆琪生预言，“二次世界大战中，……如……以苏俄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势力获得胜利，则中国也将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燕京大学教授滕白安、中央大学研究生汪漫铎、翻译家查士元、复旦大学教授谢六逸、铁道部科长吴嵩庆、光华书局编辑顾凤城、山东正义中学徐伯璞、持志大学的娄立斋、北京大学教授盛成、浙江教育厅科长张任天、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李权时、著译家黄华节、大中中学教员严绂葳、武汉中华大学教授陈时等人的梦想也大致类同。 在坚持反共、剿共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仍有这么多知识分子梦想大同世界或社会主义，我想是有多种原因的。一是儒家传统的大同理想。二是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也主张实行“世界大同”。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革命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四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恐慌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反感。 “现代化国家”梦 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1932年初，日军又进攻上海。面对外敌入侵、国内军阀割据，内战不断，独裁专制、贪污腐败、贫穷落后、民不聊生的现状，第二类应征人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法治、富强和现代化的中国。例如，外交部长罗文干希望“政府能统一全国”，“内争的勇敢毅力转用来对外”，“土匪绝迹，外患消除，四民安居乐业，世界共享太平”。上海银行的张水淇梦想“凡是人对于国家所当负的义务，所当享的权利一律平等”，“政治之设施决之于国民的公意”。读者金丁说：“香水、汽车、电灯、跳舞、书报，……为什么甲能享受乙不能享受？未来的中国是不该如此的！”暨南大学教授卫聚贤主张“国家应如建筑塔的形势，最上一层的中央政府权最小，最下一层的人民权最大”。开明书店编辑索非说：“未来的中国，必然的走上‘无治’之路：在人的意义上一律平等，真正的自由，由是建立，由衷的博爱，由是产生。”社会科学研究所主任陈翰笙希望“中国完全能独立”。东方杂志社妇女与家庭栏编辑金仲华希望“中国已不在侵略它和毁坏它者的掌下。每个人可不必愁虑生活的问题。……从东南的海岸到西北的边疆，全部的中国将成为一整体”。教育部的戴应观梦想“几十年后的中国，完成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铁路、公路、航海、航空、教育、科学都有巨大的发展”。穆藕初主张“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著作家李青崖梦想“未来的中国知识阶级，重实验，重理智，以为创造新的局面的根基”。开明书店编辑顾均正梦想未来“东方杂志每年至少有四千万份销路，排字工人每天只要做四小时的工作”。东方杂志文艺栏编辑徐调孚梦想“未来中国没有国学、国医、国术、……国耻、国难等名辞”。人民晚报编辑宓汝卓梦想政治方面“货真价实的廉洁”，“准许言论绝对自由”。苏州振华女学的王季玉梦想未来的中国，“一切利源得到发展；平凡国民有普通知识；学术人才得尽其所长；大小官长有诚实和牺牲的品格；政治设施，入于轨道；国家地位，我不侵人，人也不敢侵我”。 镇江民政厅的盛止戈梦想“未来的中国，因人心悔祸而善而决无内争；政治入轨而贪污绝迹；实业振兴而外货滞销；交通发展而商贾载途；教育普及而无一文盲；乃至国防齐备，失地收复，不平等条约悉数取消；遂执国际之牛耳，解除世界弱小民族的痛苦”。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院长高践四认为，中国“在政治方面应培起国民运用民权之欲望与能力；在经济方面应取合作社制度竭力增加生产；知识分子全体动员到民间去，到乡间去，协助教育欠缺之同胞”。“世界的和平统一则通过国际联盟之途进行”。读者周毓英梦想“第三国际放弃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协力”，“国民党参加第三国际，中国统治组织与无产阶级合组了新政府，所有监狱里的共产党政治犯都释放出来。共产军和剿共军先后向边境开拔，去防御帝国主义的军队，收复东三省的失地”。“中国对一切不平等条约宣告无效。开始实行计划经济，逐渐实现民生主义”。光华大学教授诸青来主张：“本国人民均有参政权。各党和平竞争，绝对不用武力。私人企业以不妨碍公益为限，公营事业须扫除官僚积习，从速发展农工合作。切实保障人民之生存权、劳动权。”铁道部次长曾仲鸣的回答是七个字：“自由平等的中国。”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彭芳草梦想“政府不守无抵抗主义，也不向国际联盟求教”。交通部总务科长龚德柏希望中国“可以自己力量收回东三省”，次第收回“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等”，“对外既获得国际之平等，内又巩固其统一”。法政学院教授周还希望，“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有能力的、廉洁的政府，带兵的人，……表现出抵抗精神，渐次恢复以前失去的地方。……一切的军阀、官僚、资本家、名流和土劣一总打倒”。大夏大学教授梁园东“梦想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而不要再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的社会。政府……是一个不怕人讲话的政府”。燕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写了题为“中国今后之出路”的长文，主张“今后之总司令由国民代表公举”，“内战中之和与战，应取决于国民代表”。“社会确立平等基础；个人保持个性自由”。“我国之经济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而已”。上海市政府参议武育干梦想的中华民国“是一个真正名符其实的‘民’国”，官吏清正，“军队……不作内战的工具”，“人民能够抵制苛捐杂税、清乡剿匪，能够建设代表大多数人民幸福的政府！”申报记者赵叔雍反对采取俄式、意式的政治制度，主张建立“全民主政治，而后可望治平”。 暨南大学教授周谷城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曾觉之梦想“中国的一切都以人为基础，要以人役物，不以物役人。大家觉悟工业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弊病，乃从事于农村的建设，节制资本，调和生产与消费，使无过剩不及之弊”。北京大学教授李宗武希望“中国的军人不要只能内战，不能抗外。军事当局不要只知剿共，不知御侮。……希望能杀尽一切贪官污吏。……中国民众能监督政府，使政府不为少数军阀所私。使政府为民众全体的政府”。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章乃器说：“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希望“没有人吸鸦片，吞红丸。打破旧家庭制度，奖励移民，知识分子到民间去，每个人都有职业”。江湾立达学园的谭云山认为，中国要“兴”，必须“切实奉行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一条能走的出路”。否则就可能“亡”，亡于日，亡于俄，或亡于被瓜分。律师张耀曾梦想的中国是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联盟下的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并存的一个民主国家。上海文库编辑罗叔和梦想的中国是：“在政治方面，生产者和劳动者都参加政治；在经济方面实现电气化；文化大众化和普遍化。”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太平的国家，富足，强盛。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现在是不敢骂的”。 暨南大学教授张相时梦想，“到1983年，中国民族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下苦战恶斗了50年而建立了一个理想的——真正平等的、和平的新国家。2032年，完成了伟大的清水工程，全国大小江河的水都清了。应征人时年138岁，住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长江源头，应友人之邀，出山观光，驾小艇顺江而下，沿途所见，果然水天一色，清漪可爱”。新世纪函授学社社长章衣萍的理想中的中国，“最低的限度，要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有路可走”。“不要像甘肃一带人民一样，吃草根树皮，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还没有裤子穿”。读者张竞波希望中国人“都能很自由，很平均地各做其事。各吃其饭；没有野心家垄断着饭碗，把面包堆起来不给人吃；没有神经病患者作无意义的战争和一切无意义的人的枷锁”。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沧主张“以最科学的方法来‘选贤与能’，希望有一二打的人，真正以公众利益为心，而又有专门训练的，去担当国事”。中央大学教授凌梦痕梦见，“在日、俄、英、法、美从四面向中国进攻之时，中国国民党终于奋起，以抗外敌，中国共产党脱离第三国际，将红军全部交付政府，集中候命开往前线。终于收复失地，各地民众团体表示愿以全民力量赞助中国国民党作民族复兴运动”。法政学院教授钱啸秋梦见“在海口不见外国兵舰和水兵，外国银行改成中国银行，洋商的工厂收回自办，扬子江上的轮船是本国制造，宜昌上游是世界第一的水电站，农村用最新的洋机器耕种，如此等等”。时事新报记者潘公弼认为，“国际地位的增进，有待国内产生若干世界[级]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当然，政治相当的昌明，国防相当的充实，亦是必要的条件”。 九四叟马相伯也应征作答，共15条，由门人徐景贤笔记。他认为“未来的中国，既非苏俄式的一党专政，亦非美国式的两党更替，乃民治的国家，法治的国家。……根本大法，保障人民应有的天赋人权：即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言论出版集会权，并信仰‘无邪术害人’的宗教等权”。新加坡南华女子学校的姚楚英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光明的，进步的，科学化的，美的新中国，先要经过一番苦难危险，然后好像旭日的初升，照耀在太平洋岸，执东方的牛耳。海内外同胞，都得享受平等的幸福，同时替世界弱小民族求解放”。国立上海商学院教授俞颂华梦见，“中国出了一位大科学家，能够改造国人的生殖细胞，使得未来一代新国民都富于创造冲动，没有占有冲动。他们个个都劳动，没有不劳动而获的寄生者。他们之中，有的是大科学家，大艺术家，大哲学家；有的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经济家，……他们能够把我们‘社会遗传’中的贪污、懒惰、愚昧、残忍、独断、谄佞等等颓风陋习一扫而空，发挥今人所不可思议的美德，使中国成为一片光明的世界”。 虽然多数应征人都赞成民主，但也有人认为中国需要专制。例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就主张：“绝对的开明专制的阶段是必需的。”复旦大学教授袁道丰认为，“中国的未来会有一位狄克推多（专制者）出现。……他公然利用外力，以削除异己。可是他不是独立的狄克推多，……后来他被民众推翻了，起而代之者，是一位更有才干的狄克推多，……”读者孙伯鲁梦想未来中国，“能有一个像墨索里尼、凯马尔等这样的人物出来，用独裁的手段，来救中国目前的危机”。而读者张杰则主张非暴力革命，梦想未来的中国，“忽然生出来一个甘地，艰苦卓绝，领导群众，和横暴势力奋斗”。 在内战问题上，虽然多数应征人，反对内战，反对剿共，但也有个别人有不同见解。例如实业家冯自由就认为“国民党容共酿乱”。 小部分是恶梦 第三类应征人对中国的前途比较悲观，做的梦比较低调，有的甚至做了可怕的恶梦。例如，小说家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有一个时期使我甚至相信中国是没有未来的。”小说家老舍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图案画家钱君匋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我们生活的苦，将跟着逐渐加浓。”暨南大学教授区克宣说：“准照中国目前的情状，实不是一只什么睡狮或醒狮，而倒像一只可怜的骆驼，不管什么合理与不合理的负担，都一天天的加重在它身上，而它将来也只有忍受着那样的重负，一天一天地在无边际的沙漠中前进！”戏剧家洪深只希望：“在这一年中，那些妨碍社会改革和进步的人……会多死去几个。”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冯次行在梦中，梦见了一个日本人，他说中国“不是被国际共管，就是被列强瓜分”；梦见了一个美国人，他“希望中国能够成功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国家”：梦见一个苏俄人，他说：“同志！全世界迟早要进展到社会主义路上去的，中国那能例外”；梦见了一个意大利人，他说，“中国要建造一个统一国家，最好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和法西斯蒂主义”。这几个洋鬼子争闹不休，做梦人在彷徨踌躇中惊醒了。 论语半月刊主编林语堂十分低调。他说道：“我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捐，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的干净土。”“我不做梦，希望民治实现，人民可以执行选举、复决、罢免之权，只希望人民之财产生命不致随时被剥夺。”“我不做梦，希望内地军阀不杀人头，只希望在杀头之后，不要以25元代价将头卖与死者的家属。”“我不做梦，希望全国禁种鸦片，只希望鸦片勒捐不名为‘懒捐’，运鸦片不用军舰，抽鸦片者非禁烟局长。”“我不做梦，希望监察院行使职权，弹劾大吏，只希望人民可以如封建时代在县衙门击鼓，或是拦舆喊冤。”“我不做梦，希望人民有集会结社权，只希望临时开会抗日不被军警干涉。”“我不做梦，希望贪官污吏断绝，做官的人不染指，不中饱，只希望染指中饱之余，仍做出一点事情。”“我不做梦，希望政府保护百姓，只希望不乱拆民房，及向农民加息勒还账款。”这样的希望共16条，对当时中国的怪现状作了辛辣的讽刺。 开明书店编译所长夏丏尊做了几个恶梦：“梦见中国遍地都开着罂粟花，随处可闻到芬芳的阿芙蓉气味。”“梦见中国捐税名目烦多，连撒屁都有捐。”“梦见中国四万万人都叉麻将。”“梦见中国人用的都是外国货，本国工厂烟筒里不放烟。”“梦见中国日日有内战。”“梦见中国监狱里充满了犯人。”“梦见中国到处都是匪。”如此等等。表现出对当时中国现状的痛心疾首。 亦有人拒绝做梦 第四类应征人不愿意作梦想，反对作梦想。例如，北平社会调查所主任陶孟和不愿回答问题，而是骂题。他说：“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梦想有麻醉的功能。‘未来的希望’不能专靠梦想，必须依据现在的事实精细筹划。”小说家茅盾说：“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针对《东方杂志》征启中所说“甜蜜的舒适的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安徽大学教授周予同说：“倘使你关门蒙被，做你孤独的梦，或者没有什么危险；倘使你不识相，觉得你的梦太有趣了，而向大众公开着，‘在这昏黑的年代”保得住不掉脑袋吗？我们的神圣权利啊！我们早已空无所有。”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引了《看云集》中的一段话，作为答案：“信仰与梦，恋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和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孙伏园说：“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有的是饿，有的是冷，有的是虱子和跳蚤，有的是刺客和强盗，还哪儿来的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杭州市立中学教员姚韵绮说：“个人连梦想也没有一点的，……挣扎在一知半解、辗转无以自存的生活苦闷中，除了眼睁睁怅望着灰暗的前途，听其自然没落，便什么想头都没有。” 四分之三世纪后再看“新年的梦想” 鲁迅在看了这一期《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中的“新年的梦想”之后，写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卷，页467-471）。鲁迅体会到编者的苦心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梦话之真”。但他认为编者“却大大的失败了”，因为他遇见过一个应征人，“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并不如此”。所以鲁迅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鲁迅也指出，“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但他接着说：“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鲁迅推崇的是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最后，他也讽刺了梦想做隐士的铁道部次长曾仲鸣（此人抗战时做了汉奸——作者注）、梦想做渔樵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 主编胡愈之也回忆过这一期《东方杂志》出版的前后经过。“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复业了。……王云五要我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我表示同意。但我和他约定，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我自己来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都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号出版，我在这一期组织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这些文章没有骂国民党的，只是对国民党有些讽刺。清样已经打好，王云五却来找我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我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他马上就说：‘那就不包吧！’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他把《东方杂志》交给了汪精卫的亲信李圣五和陈恭协，由他们当正副主编。……《东方杂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失去这样一个阵地是很可惜的，后来鲁迅先生也说没有必要搞这样一个‘梦’的专栏。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如果做得更策略一些，保持这块阵地，对革命文化工作的发展更有利。”（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23） 尽管鲁迅认为“新年的梦想”这一专栏办得并不成功，有的说梦者，“难免说谎”，有的梦被删改，不少说梦者，空谈理想社会，而并不实践。不过总的看来，说谎者还是少数，被删改的是个别的。大多数应征人还是真诚的。确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书斋内高谈理想社会，但在应征人中，也有在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和民权的保障而踏踏实实地工作着，奋斗着。其中杰出的代表，例如杨杏佛，作为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人，在1933年6月就被特务暗杀了。而邹韬奋就在7月被迫流亡。（胡愈之，《我的回忆》，页25-26）1936年11月，作为上海救国会领导人的邹韬奋和章乃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1933年“新年的梦想”专栏是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很好的社会学调查，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一专栏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留在内地，迎接或等待解放，许多原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回国，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早在30年代，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有想望大同世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