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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余英时著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3月第一版 《顾颉刚日记》顾颉刚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5月第一版 余英时先生近年作文，有磅礴淋漓、下笔不能自休之势，因为出版《朱子文集》、《胡适日记全编》、《顾颉刚日记》作序，而成长篇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以及《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令人叹为观止。1920年代，梁启超的名作《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本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序言，写成后“篇幅几与原书埒”，梁氏曾感叹“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不无“舍我其谁”自得之意，今余氏诸书出，任公视之固已瞠乎其后矣。 《顾颉刚日记》始于1913年，终于1980年，全书约六百万字，为现代学人日记中，篇幅最为巨大的几种之一。从二十岁起，日记记录了顾先生（1893－1980）一生的理智与情感历程，余氏以“未尽的才情”为题，揭示出这位现代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八十年人生的一个“关键词”，读者掩卷遐思，回味无尽。余氏特别强调，书中“才”与“情”皆分有所指，而不是一个集合的名词，“才”指学术与事业的专长，“情”则就顾先生与谭慕愚女士的情缘而言。关于顾先生的传记中，前此似未见有提及他这一部分情感生活的，余氏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顾、谭之间缠绵五十多年的爱情故事，尤称发覆之作。余氏特别强调，此举并非揭发隐私，用意在于提示终日出入于故纸堆中，又复谨言慎行的顾先生，同时亦有浪漫情痴的一面，以此呈现出一位伟大学者生命的多项内涵。顾先生大约在六十岁时曾自述道：“一个年轻人谁不善于钟情，一个所爱的人肯来昵就谁不愿意接纳，但我则以早婚的原因，不愿对妻子做薄佞郎，也不愿对于所爱者做轻薄儿，便假作痴聋把对方挡住在友谊的界线上，这在我的感情方面是多么痛苦，对方又必然以我为不近人情而恨我……”（《我的性格分析和评价》，见刘俐娜编《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现在可以明白所谓云何。 顾、谭初逢于 余氏自承撰写此篇，“遗憾的是，我所能看到的都是顾在《日记》中所提供的片面记载，对于谭的一方面，我几乎毫无所知；后来虽找到了一两条《日记》以外的资料，但都是关于谭在北大读书时期的政治活动。至于谭对顾的感情究竟是怎样回应的？她的内心又是如何感受的？我仍然是茫无所知。”（第106页） 谭慕愚原名湘凤（现代中国史上另有两位女性名谭湘凤，一为语言学者，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一为工业学者），后改名惕吾，字健常，湖南茶陵人。1902年生，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作为女师“乐群会”代表，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为湖南学生运动的风云人物。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毕业于北大法学院，期间参与“五卅”、“三一八”反帝运动，为领袖型干将。1927年当选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1928年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代任职于国民政府内政部，并任中国妇女文化促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常务理事，1940年代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民盟南京组织负责人、民盟中央代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等职，1997年于北京去世。 谭在北大曾发起组织国史研究会，为该会核心人物（见1925年《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八一八、一八二五号）；她通晓英文，译有美国学者R.L.Buell著《欧洲战后十年史》（1930年，署名谭健常）；1933年出塞调查边政，著《内蒙之今昔》（1934年）、《新疆之交通》（1936年）等书，前者为蒙古学名作，后者亦获佳评，且有日译本。1937年代表中国妇女爱国同盟会，慰劳绥远前线将士，考察抗日战地情况，归著《从国防前线归来》一书。对这样一位“慷慨激昂”（浦熙修语）、有“滔滔不绝雄辩的天才”（谭在中学时国文老师即有“舌底莲花”的评语），“坚如钢、清如水”（韩省之语），以“任事之勇，著述之勤”（《内蒙之今昔》黄绍竑序语）著称，兼具豪气、才致与柔情的奇女子，无怪乎顾先生会为之痴情一生。值得一提的是，谭1945年于重庆安葬其父时，曾手缝一绣花枕头入殓，可见其气质中温柔的一面（参看周顺之《谭惕吾大姐来北碚寻找父墓的经过》，《北碚文史资料》第八辑）。 1947年7月，谭是立法院仅有的两位女立法委员之一，媒体曾作过专门的报道。透过六十年前记者的笔触，我们似乎还能依稀想见这位“湖南女性的典型”的风致：“她有一双炯炯有神而又秀丽的眼睛和一只高高的稍有点尖的鼻子。就是这双有神的眼和高而稍尖的鼻子充分表露出她的智慧，坚毅，明快，热情。……在生活中，她却富有一种稍带古意的幽娴情调，她爱文学，特别是旧诗旧词。她爱古玩，在她书房中，有一架古香古色的盘龙椅，有一座古画上常见的砚盘，还有不少古盘，古碗。如果你只看看她书房的陈设，你是很难想象她是这么一名在争独立，争和平，争民主的营垒中的女英雄！”（慧年：《介绍立委谭惕吾女士》，《现代妇女》，第九卷第五期，1947年8月） 1957年的反右运动，谭以“批评意见最大胆、最尖锐也最具理论系统”（陈哲夫等著《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评语），成为“右派急先锋”。作为民革北京市委常委兼组织处处长兼国务院参事，谭以“老老实实，诚诚恳恳，不能有任何虚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在民革中央举行帮助中共整风的历次座谈会上“慷慨陈词”。 就在谭受到各方面“斗志昂扬的痛斥”之际，1957年8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道：“正如谭惕吾，给我印象即不好，一看就像个只想兴风作浪的小政客，又没有什么知识本领，我还奇怪怎么这些人都是人民代表？”（见沈虎雏编选《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实则谭的真实人格并不如此。沈先生的恶感的产生，一方面可能是谭张扬的个性所致，同时似还与沈先生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的思想状态有关。 另外，谭虽终身未婚，但与“填绝妙好词之桂系主干”黄绍竑（语出今圣叹著《新文学家回想录：儒林清话》；黄爱好填词，及对“食色性也”的不作伪饰语，可见其《五十回忆》），在政界相知共事数十年，特别是1933年黄氏在内政部长任上宣慰内蒙，谭随行任文书之职，当时即有传闻二人关系暧昧（见雷啸岑著《海啸楼谈荟》），及“谭是黄绍竑的情人”之说（见陆宝千等《黄通先生访问纪录》、毓柱著《民主掮客》）。“反右”运动中黄、谭一同厕名民革“四大右派”之列，因而有“她的丈夫是黄绍□”的讹传（见杨佳欣著《丁玲评传》，“竑”字原阙）。一份“反右”时的揭发材料提到，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女学生刘则智经常到谭家，“刘则智问她同黄绍竑是什么关系？她……说：‘那是精神上的爱！’”（《民革中央和北京市委员会批判谭惕吾》，《新华社新闻稿》，第2617期，1957年）谭、黄二人之间的情愫，似乎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 北大读书期间，谭慕愚与丁玲相识。丁玲的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恋爱，婚后半年过世，不久瞿移情别恋，丁玲为此有许多怨气，把心里话向谭和盘托出，“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见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文）谭时年二十二岁，对男女情爱方面的认识，已有“看破”的倾向。多年以后，顾先生亡妻不久，向谭求婚被拒，“态度甚冷”。她的“忍心”，最终抱独身终世，是否由于顾先生的一时匆迫，加重了她对于男女情爱无常的感受？ 延伸阅读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顾潮著，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 ●《顾颉刚年谱》顾潮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一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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