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中国的大学里流传。这是一本手抄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孙隆基。学者许纪霖曾撰文回忆，那本手抄本虽然不是什么禁书，但物以稀为贵，即使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模糊糊，也不知道自己的那本手抄本是原本的第几代曾孙，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但他依然保留着它。《中国文化的结构》是二十世纪80年代文化热潮中的必读书目。这也树立了孙隆基在当今内地文化界的重要地位。

孙隆基父母都是上海人，但他本人出生于重庆，成长于香港，求学于台湾和美国，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大学短暂进修，在美国讲学几十年，现又在台湾任教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多元文化之间的穿梭，让孙隆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能更冷静、客观的观察、分析和批判。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这场思想运动，如今的正式学名叫做“新启蒙运动”。那个时候，改革阻力重重，知识分子相信，之所以如此，是中国的文化有问题。因而，知识分子重祭五四大旗，深入揭批传统中国文化。在那场运动中，有两个热中之热，一个是中国文化热，另一个是深层结构热，所以孙隆基的这本《中国文化的结构》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

文化热中，港台作家的书籍红得发紫，李敖、柏杨，再加上孙隆基，都有史家背景。后来有人评论，他们三人疑古疑古再疑古，揭批揭批再揭批，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捉鬼精神大大发扬光大了一番。于是，大家忽然明白，文化原来也有其不可告人的深层结构，启蒙就是将深层发掘出来，让被文化迷魂汤灌昏了的平民百姓幡然醒悟。《中国文化的结构》也就有了“新启蒙运动”战斗檄文的雅号。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孙隆基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把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

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结果就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缺乏是非标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

自1983年《中国文化的结构》出版以来，孙隆基因为非常“狠”地揭示和批判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而常常被许多读者将他与柏杨、李敖、黄仁宇相提并论。

孙隆基一直说，他写的《中国文化的结构》主要是从学理上研究中国人性格中的“劣根性”，试图从中国人2000年的文化传统中找出“劣根性”的文化基因，“柏杨和李敖主要以文采取胜，在当时台湾特定历史下，他们用夸张的语言描写中国人‘劣根性’吸引了读者和年轻人的眼球。”孙隆基一再强调，柏杨和李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描述并无新鲜之处，“他们都是继承了鲁迅对中国人的描述，所谓‘酱缸’‘梅毒’都承自鲁迅。”

不过，和孙隆基谈起黄仁宇，他的语气中明显带有些许赞叹。或许是同是历史学家出身，孙隆基对于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创作手法非常喜欢。

给黄仁宇带来卓著声名的《万历十五年》。开篇第一页黄仁宇的叙述就别开生面：“这一年（1587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似乎是与黄仁宇的“大历史”遥相呼应，孙隆基也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入了历史。孙隆基用近十年心血凝聚的力作《历史学家的经线》也让内地读者感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

孙隆基的《历史学家的经线》，洋洋30万言，收集了他的9篇重要论文，织成了一条构筑历史文化真相的“经线”。孙隆基“狂妄”地告诉记者：“这本文集中的每篇文章的角度皆独具一格，都是在中国的思想和学术界少见的。”

《历史学家的经线》在孙隆基结构主义的传统上添加了心理分析的色调。心理分析对历史现象背后的“驱动”进行了还原。孙隆基似乎是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复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判断。一堆“客观”的史料在孙隆基的手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比如，如何解读鲁迅。孙隆基用“世纪末的颓废”来解释鲁迅，在学界引发了极大的反响。正如人们所说，历史固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把这个小姑娘打扮得漂亮一些，需要的是想法。

创作于近年的《历史学家的经线》自然让人耳目一新。但20多年前写成的《中国文化的结构》是否已经成为了那个年代的纪念品？孙隆基说，虽然《中国文化的结构》中有些观点或许到了应该修正的时候，但大部分观点在如今的中国社会还能找典型的事例。“我的这本书出版于1983年，在一定程度上是拉开了‘文化热’的序幕，而所谓的‘文化热’实质上是对五四新文化的继承。但是现在虽然距离《中国文化的结构》的首次出版已经20余年，这本书对读者还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孙隆基套用鲁迅的话说，其实在中国，“人”还没有萌芽。

比如，现在国内提倡诚信。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其实，在《中国文化的结构》中，孙隆基已经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意识”。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一种彻底的“现实主义”。由此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缺乏是非从而缺乏诚信的深层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文化应该全盘抛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优劣，儒家文化中未尝不重视“立功”“立言”“立德”，只是它消极的方面更容易影响广大的社会群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

孙隆基也特意结构了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西方文化和海洋密不可分，所以说上海‘洋化’一点也不假。但是，上海虽然很西化，但是其深层次还是遵守着中国文化的规律，可以说上海是中西文化的交界点。”

孙隆基对中国文化的独到见解和别开生面的分析未必就是定论，但他提供的一家之言的确发人深思。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认识本民族的文化，或许能让“人”真正地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