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左二）与陈寅恪（ 左三）等史语所人员在北平北海静心斋留影

    　在岳南先生的这本《陈寅恪与傅斯年》出版之前，就有很多民国知识分子个人传记面世，并形成了民国知识分子史热。易中天先生称之为“不该热的热了起来”，关于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的书竟然成为畅销书，很多人也是啧啧称奇。其实这是一种社会症候——人们在阅读中想象对“独立”、“自由”的诉求。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历史的偷窥欲，毕竟这里的历史图像曾被加了马赛克甚至被PS过。我们的历史教材便是集中有码和PS的历史画册。

    　按照R·G·柯林伍德的观点，普通的历史教育造成一种错觉：历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的确，一直以来，这错觉支撑着我们坚信的历史。事实并不像历史学家说的 “事实明摆在那里供人们使用”、“事实本身说话”。汤因比告诉世人：历史事实是一种制造物，只有在史学家的幽灵附身其上时，它们才会说话。于是，历朝历代的王者们将史学家变为幽灵，附身于散落在民间记忆中的往事。然后，历史成了摇摆于抹黑和粉饰之间的皮影戏——后台叙事有选择地开关历史之门，向世人展现迥异的历史景观。幸好，在这面华丽的景观上尚有供人窥探后台的门缝之一——人物传记。在众多人物传记中，岳南先生的这本书无疑将为世人瞩目。

    　透过岳南开启的历史门缝，我们得以领略民国初年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落。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傅斯年、陶希圣、钱穆、顾颉刚……个个大名鼎鼎。放洋16载、通晓20几门语言、“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20世纪中国史学界、国学界当之无愧的天才、奇才和大师级的人物”傅斯年，算是这个群落的两个中心。此书正是以陈、傅两位大师的历史性聚合离散为主线，为我们呈现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知识分子部落的生态。

    在书中，作者并不是将具体历史事件单单作为人物的背景，而是使其与知识分子的命运相互嵌入，达到独特的对应和反观效果，没有任何让人生厌的宏大叙事。这种叙事维度，加上书中对几位大师的思想谱系、家族和地域的精神谱系以及学术家族联姻关系的梳理，我们读到的是多维的历史和立体的人物。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秉承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文脉，对诸位大师采取敬而不媚的态度，书中我们能够读到精英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崇高，也能看到大师们琐碎不堪的生活。书中经常提到傅斯年生气时，“小山包一样的身体”在屋里踱来踱去；还能读到他用胡适的“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来诉说包办婚姻的苦痛；儒雅的陈寅恪和雄辩的周恩来被恼火的辩友追打，逃进老板娘的房间；傅斯年在马赛拦截想家过度而偷溜的俞平；陈寅恪和吴宓的购书癖好；左舜生不顾毛泽东的脸面一味要见“那位往昔的影星蓝苹（江青）；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鄙视沈从文，警报响起，二人多路而奔，刘停，怒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个该死的，跟着跑什么跑啊！”……当然，其间还能读到曾经被抬上神坛的一帮“知识分子”的无耻和龌龊。历史如此鲜活地向外喷涌，大师在嬉笑怒骂中从历史黑幕中脱身，穿过历史的门缝向我们走来。

    　我们的确在书中看到了一种“活着的过去”，迥异于干瘪的历史说教和想象。然而，这本书的最终责任不是把干瘪的历史画册，变成历史多媒体。它最终要告诉世人的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衰变与受难，并企及一种反思。

    　真正的知识分子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关怀公共事务，且视之为个人责任，并在社会公共舞台上是体制的反对者或批判者。民国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从民国初年“成群而来”，到后来就连概念都衰变为《现代汉语词典》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种衰变是知识分子被矮化和自我矮化的进程，然而衰变的速度之快，可谓景观。在当下，真正知识分子的稀缺和民国初年的 “扎堆”，正好形成历史景观的反转镜像，反转的悲哀和无奈，只能用此书封面上一句话——“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聊以哀叹。正如书中所言“华夏大地再也没人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

    　与知识分子的衰变互为钱币两面的是知识分子的受难。读完此书，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对于知识分子，这段历史简直就是他们的受难史。以孤傲独立的陈寅恪为例，他自留洋直至1969年辞世，生活一直处于拮据之中。即使被今人视为光环的任教经历，其背后都有一次次苦难。视书如命的他几次被逼卖书维生、四处举债；身患疾病却只能祈祷家人不再得病否则难以存活；眼疾因营养不良而日益加重直至目盲；目盲足残却依旧被批斗……即使这样她依旧著作等身。国难战乱中，知识分子们一边四处避难，一边舍命抢救文化火种，从“内阁大档”、殷墟甲骨文，再到惺惺相惜的知识分子。然而，一直在抢救的他们，在抗日的时候还能被外界抢救或知识分子之间展开营救（尽管陈寅恪眼看着孔祥熙的二小姐的宠物狗独占一个飞机座位飞离即将沦陷的香港，而众人却无法逃离）。到了内战最后阶段，知识分子已是无暇顾及，分崩离析。再后来的文革浩劫中，1966年3个月内24名著名教授自杀身亡，让我们铭记书中的记述： 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陶然公园跳湖自尽。在此前后，作家孔厥等数十人已经在此跳湖溺亡。6月11日，历史学家汪篯，将自己反锁屋内，服敌敌畏，毒发后以头撞墙而死……从扎堆涌现到扎堆死亡，这也许就是朱大可先生所说的 “20世纪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命运剧变”吧！

    　衰亡、受难和剧变都是沉重的历史，感谢岳南先生轻盈的叙事风格，作者在有意无意间将知识分子们的“绯闻趣事”（例如：我们很少听说过那个知识分子敢踢领袖的肚子，刘文典就敢，还把老蒋踢得冒冷汗），穿插在这份沉重中的同时，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笔下也变得清脆——清王朝“咔嚓”灭亡了，国民党“咔嚓”完蛋了！这让我们在穿越这段历史时，能够体会到一种“含泪的微笑”。也许，我们都希望何兹全先生在此书《序言》最后提到的愿望。但是基于本文开头提到的“偷窥欲”，也许何先生的愿望只能打5折了—— “感知历史的真相”，而“吸取历史教训”似乎离当下阅读远了些。即使这样，岳南先生还是以详实的注释和丰富的史料，为“偷窥”提供了大量线索。

作者简介：刘传雷，上海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博士/著名评论家

《陈寅恪与傅斯年》，岳南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