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说：近现代中西交冲中的中国，士人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还是“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时代的急剧变迁也一一折射在士人的变迁上，因而，不理解士人，就无法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

杨国强新近出版的论文集《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与他1997年出版的《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作者始终关注晚清士人，并且透过他们来观察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该书17篇论文，绝大部分是围绕晚清士人而展开论述的。《清代的功名与富贵》观察清代士人的“只贵不富”现象，展现了他们在经济上的拮据和窝囊；《世运盛衰中的学术变趋》则深入分析了清代士人在权势面前的日趋萎缩和由此而生的朴学考证的勃兴，以及晚清衰世中理学和今文经学的复苏造就不同的士人群类；《鸦片战争与儒学》、《理与势的冲突：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因果》具体呈现了士人在遭遇鸦片战争之时的殊相种种；《新学生社会相》简笔勾勒出清末新政造就的第一批新学生的形象和位置，从而注意到晚清话语权的转移；《论清末人知识人的反满意识》以清末士人的反满论述为焦点，集中展示了清末士人在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上的剧烈变化；《20世纪初年知识人的志士化与近代化》则呈示了20世纪初年士人的“笔走偏锋”、偏激、独断、轻死剽急以及他们与农村、城市的断裂。而长达70页的长篇论文《晚清的清流与名士》也体现了透过士人看世相的切入角度，作者对于历史时局的宏观把握、对历史悖论的挖掘、对历史人物命运的体察，尤见特殊之处。在该文中，作者选取晚清士人的议政传统作为叙述线索，将晚清士人从清流到名士的变迁展现出来，同时呈现出理与势的抵触，义理与事功的矛盾，民生与国家富强的冲突，士人社会与下层社会的脱节等一系列的社会乱象，折射出晚清近代化历程中的一系列内在困境。

　　中国历史上自有科举以来，科举考察士人的知识，清议则管束士人的道德，批评和被批评者都遵从这一套基于儒学经典的道德评判，批评者和反驳者使用的是同一套论述话语。可是这种情况到洋务运动不复存在，洋务派与清流派的对峙，他们的批评与反批评使用的不再是同一套话语。清流仍然固守儒家义理以抨击洋务派的道德，他们的根据仍然是儒家的“是非”，然而洋务派在反批评中，已经不再使用这一套话语了，他们使用的是“利害”，他们批评清流不识时务，不懂利害。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鸿章，他自言“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所谓的谣诼正是指朝中清议。以火轮车事件为例。余联沅听说李鸿章进奉火轮车七辆，上书大肆抨击，其理由就是“皇上崇实黜华，久为臣民所钦仰，必不贵异物而贱用物”。李鸿章对此类“谣诼”的反驳是“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尊君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很显然洋务派已经不接受清议的那一套道德说辞了，清议正在丧失对于士大夫的整体管束力。作者认为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群体的分化。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主要还是因为晚清大变局中，中国所面临的困境已经不是儒家义理可以完全应对的了。这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清议不论利害只讲是非，无疑会走向式微。

　　在阐释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作者还勾勒出洋务运动自身的悖论，即洋务旨在寻求国家富强，可是在形成新经济的过程中不免摧折旧经济，遂不免侵害依靠旧经济维生的普通百姓的生计与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运动是一个富强与民生相背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清流秉持儒家义理，以民本主义抨击洋务运动。刘坤一和李鸿章关于逐利和生计的辩驳，折射的正是中国近代化历程内在的两难困境。今人以历史进步为指标，自然可以用“新陈代谢”“历史趋势”一笔带过，然而作者对这个新陈代谢过程中的小人物的艰难处境给予了很多同情，因而他也给清议相当的同情和肯定。他指出，尽管清议失之迂执，然而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不能没有一点这种体谅苍生的意识和关怀。

　　总之，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利害、事功一次又一次地漠然碾过清议孜孜维护的义理和道德。身处这种洪流中的后人，也往往简单地把清议斥为不识时务、固步自封的保守派和落伍者。可是，作者以更为悲悯的情怀去观察历史的细节，给予清议更多的基于同情之了解。他并不简单地站在一方批评另一方，而是更为细致地体察到，卷入近代中国历史漩涡中的士人心力交瘁、无可奈何的撕裂。在作者看来，无论是清流派还是洋务派，都是处在历史夹缝中，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洋务派为国谋富强，却受着极大的非议；清流在一个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时代里，苦心焦虑为世人守护价值是非，却无可奈何花落去。

　　居于庙堂之高的清流，以儒家义理为依据臧否人物，维系了清议的传统。然而这个传统在晚清中国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名士鼓荡，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梁启超。名士区别于清流的是，他们不是处于庙堂之高，而是处于江湖之远。他们在科举和致仕的正途上通常并不很成功，只处于士人群体的下游；然而他们才学出众，识见卓越。尽管与清流源出一脉，然而相较于清流而言，他们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更为准确，他们懂得时务，也标举时务；他们不再藉奏折陈情御前，而是借助报纸杂志，对世人发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用以臧否人物的标准已经不再是儒家义理，而是西方的学说。其间反映出士人的文化认同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士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在斗转星移的时局变幻中，清政府虽手握权力，可是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远不及这一批名士，因此，最有权威的却是这一批名士。他们身处庙堂之外，然二三名士坐而论道，却能从容调度国事，使亲贵臣僚亦步亦趋，于是出现了名士重于公卿的局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法，然奏折却由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代为草拟。不过，名士发言，往往豪言壮语，渐失根柢，不免信口开河，而且思想驳杂、浅薄，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价值观念以取代已经失势的儒家义理。于是，名士议论很快被人轻贱和厌恶，价值观念的混乱无序持续下去。

　　总之，作者以古雅精炼的文字，描述士人在时代变局中的踉踉跄跄，进而折射出近代中国瞬息万变的新陈代谢，读来令人唏嘘不已。最为难得的是作者常能跳出以成败论英雄的思维定势，对失败者、落伍者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近代士人的错愕、失落、焦灼、撕裂、忧愤、彷徨、无奈，百味俱陈，集于一册。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杨国强著，三联书店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