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先生是著名的小说家，而他的小说我却一篇也未曾读过。他写的《陈旧人物》一书中的文章，因为曾在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万象》杂志上连载过，所以我绝大多数都阅读过。当时的感觉一般，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2007年4月上海书店出版社结集出版，全书十万字，封面用了俞平伯先生的黄纸红丝格诗笺，俞先生秀逸的行书小字《牡丹亭杂咏》，古色养眼，在上海书店同时出版的一批散文集封面装帧设计上可谓独具匠心，令人好感。本书的特约编辑陆灏就是原来《万象》杂志的“掌门人”。《陈旧人物》至2008年5月已经有三次再版。

　　本书写有已故学者、文人、作家、画家共二十七人，其中有些是叶先生祖父叶圣陶的挚友，如王伯祥、顾颉刚、俞平伯、吕叔湘等；有些是近代老派文人或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林琴南、严复、章太炎、吴宓、陈寅恪等；还有一些是新文化远动中的前期主将及新文学的重要作家，如钱玄同、刘半农、闻一多、郁达夫、朱自清、李叔同等；另外有四位是成名于上海滩特定时期的小说家，如刘呐鸥、穆时英、苏青、张爱玲；还有三位现代著名画家，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

　　叶先生在写那些遗老型“陈旧人物”时，如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他多次表明自己厌康喜梁的观点，说康是“阴谋家”、“没有人情味”、“一言一行，都和他的书法一样，流露出强悍的霸气“等等。还借陈宝箴、陈三立、翁同龢的话说康氏“心术不够纯正”、“居心叵测”。而梁启超则是“识时务的俊杰”、“有人情味”、“在他信奉的词汇里，什么悲观，什么厌世，一概不存在”等等。其实，康有为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并梦想成为“帝王之师”的人（有点类似王闓运，但政治观念上比王更激进），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在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下，虽然有些激进和不切实际，也想从政治的变革中获取一些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后人应该可以理解。又如他对当时一批年轻的画家，如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资助并予以他们理论上的声援，尽管其中不乏个人喜好的成分，但应该说对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的。梁启超其实是一个学者型的书斋人物，从他的十万余卷藏书和一千四百万字的遗著就可以证明此点。他短暂的从政之路，也是主要追随其师康有为的缘故。另外康梁二人在性格上也颇有差异，康氏张扬，长于鼓动，有感召力；梁氏平和，善于处世，人缘良好。所以贬康褒梁纯属叶先生个人的历史观点与价值观念，读者亦无需对之苛评或指责。“要想窥透前人的思想，那自己的思想就应当让位。”

　　叶先生对其他“陈旧人物”的评论，或是从一个小说家的角度；或是从一个阅读者的个人趣尚；或是从个人对某种学问的理解程度来作一些简略的评述，给人的感觉是可有可无，可写可不写。这或许其中有杂志的某些商业因素在内吧，真的不好多言。在写三位大画家的文章中，多为转录前人所传的奇闻轶事，如张大千造假、齐白石爱财、傅抱石嗜酒等都是烂熟传闻。他自己也说：“我不懂画，谈画家只是把画家做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欣赏。作为画家，画好是第一位的，然而在一位小说家眼里，人有趣有时候更重要。”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三人不是大画家而仅仅是一个普通人，谁还会去关心他们的“人有趣”呢？

　　我认为在本书所写的二十七人中的文章中，最使人有阅读愉悦感的是写他祖父的一批平生挚友，如王伯祥、顾颉刚、俞平伯、吕叔湘等前辈的故事。因为这些人他都曾亲眼所见，或者有关他们的事迹大都有叶圣陶先生亲可所说，极具可信度。如写王伯祥先生：祖父常用一个人在书店里的表现，来说明他的性格。郑振铎进了书店，立刻丢魂失魄，把带去的朋友忘得一干二净。王伯祥进书店就要发牢骚，红着脸说“根本就没有书”。郑是到处有书，王是只知道找他需要的书。祖父说自己最乐意与王抬杠，逼他发急，说“怎么没有书，这架上是什么？”一直到老年，祖父仍然喜欢与他争辩，有时不免脸红耳赤。

　　写俞平伯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可能是刚从干校遣归回京，在西单附近的一家烤鸭店里，猛吃烤鸭。作者正好与姑姑、大伯母也在此店用餐，所以描写当时俞先生吃烤鸭与穿着寒酸的情景真实动人。还有一次是文革后期，叶家宴请几位老先生。席间几位老人诗兴大发，俞先生突然童心大发离开主桌，来到叶家孙子辈的一桌前，红光满面吟了一首古诗。叶先生写道：“我只记得怪腔怪调，一句也没懂。”

　　又在写吕叔湘先生时，叶先生将他与俞平伯先生相比较：“俞先生是名士，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社会也不感兴趣。晚年的俞先生喜欢读林译小说，突然有了兴趣，于是就找出来阅读。读了也就读了，纯粹为了解闷。俞才华横溢，童心未泯，给人的感觉是认真两字不算十分突出。吕先生正好相反，在学问的路子上，俞是出世的，吕是入世的。俞活的像个艺术家，吕更像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还有在九十年代初，吕先生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了一篇介绍叶兆言小说的文章，就写信给叶父，让他们寄一本给他。父子两人有点激动，有点受宠若惊。但在扉页的题字称呼上产生了麻烦：“先生”，感觉太不恭敬，毕竟隔了两代；“丈人”或“大人”，又过于老派，而且有点酸腐气。父子两人商量了半天，最后叶先生的父亲说，写“吕公公教正”吧。于是就这么写了，后来发觉仍是不妥。因为当时的电视上正在热播武侠连续剧，“吕公公”三字听上去，感觉怪怪的，好象是反面人物一样。虽然平时也是一直如此称呼的，但写在纸上却感觉完全不一样。叶先生在此想要说明的是，在一代汉语语法大师面前的那种斟字酌句的敬畏之情。

　　在写吴宓先生的一文中，叶先生有过如此的感慨与评述，使人印象较深：“我们在今天常会奇怪，过去的学人，怎么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学人的学术根底都戳穿不得。说穿了或许很简单，就是今天的学人，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去换钱。”看看那些在电视无限风光的所谓明星“学者”，想想那些在书店里铺天盖地的所谓“学术”著作，不就是明人李贽在《续焚书》中所痛骂的那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之人吗？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也曾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说过：“现在人们把卖弄学问当作是一种娱乐或癖好，这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所要追求的东西！”

　　在阅读叶先生的此类文章时，我想起了王伯祥先生之子王湜华先生，近年来写的几本回忆他父亲的朋友的书，与此有异曲同工之感。所见所闻都是第一手资料，某些所记之事，尽管琐碎，却极有真实感，绝非那些道听途说者可比。写陈旧或历史人物的文章，的确有相当的难度，何况在短短的几千字里想要对一个历史人物的一生作精准的综合性描述，尤其是那些对自己来说并不熟悉又不是同一时代的人或事，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勉强为之，那只有通过转述前人的观点与材料，再加上些个人对事对人的习惯性判断与阅读经验来进行写作，仅此而已。前人的观点是否正确暂且不论，单就材料（史料）而言肯定会有可信度的问题，“传乌成马”的例子屡见不鲜。而且有些史料极难甄别，如引用不慎，就会产生评判上的失误，有饭余谈笑的趣味而绝无史料的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