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学探微》是张学松、赵永建、彭洁莹、邓建等四位先生的论文合集，全书并非建立在一个中心选题之下的集体书写，而是表现了四位学者各自的学术兴趣，正如王兆鹏先生的《序》所评价该书是“对唐宋文学的散点透视，关涉较广，举凡作家的生平行事与文学思想、作家的创作心理与动因、作品德内容主旨和艺术特色以及作品德传播接受等等，均有涉足，显示出扎实的学术功力、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广泛的学术兴趣；同时内容又相对集中、自成板块”。这样一本学术著作，避开庞大的论著体系，而系之以个人的学术心得，所传递给其读者的不仅是该书的学术成果，还当有对当下学术研究的一些思考。

学术研究的选题是每位研究者进入其研究环境前面对的首要问题，当下学术研究选题与二十世纪前半叶最大不同，大概就是选题已经脱离了研究者的个人兴趣。老一辈学人之科研是乐趣的一部分，当下学人之科研则是学术体制的一部分。一位当下的研究者，其科研选题首先关心的是该选题的宏观架构与科研立项等学科与现实方面的问题，而对自己所感兴味的话题往往割爱。所以，当下很多研究者再也无法找到研究过程的乐趣，而当这种研究的乐趣在文学学科领域也逐渐消失时，就尤其值得我们的反思：学术选题是否应该建立在个人兴趣之基础上？《唐宋文学探微》一书的四位学者，都在各自学术兴趣的领域内徜徉：彭洁莹先生的歌妓词和仇远词研究；邓建先生的柳永词传播研究；赵永建先生对卢照邻、白居易诗歌、尤其《琵琶行》等名作的深刻读解；张学松先生的唐诗研究，从盛唐风骨到晚唐之动荡均有涉猎，其所涉猎者，有集中成一板块者，如《秦妇吟》系列；也有貌似蜻蜓点水的精要论文，如李商隐咏物诗的研究、农民起义背景下的晚唐诗人研究等等，这些单篇的论文虽然未架构其宏观的学科论述，但是所表现出的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却是相当明确的。近年来，文学学科的研究经常被批评为缺少问题意识，但是，问题意识如何确立，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意识的确立，首先伴随的是学者的学术兴趣，倘若一个学者只是为某种学术体制服务，其学术兴趣被学术体制所泯灭，其问题意识自然也就淡薄，其研究当然缺少个性；而学术研究的个性化的缺失，则是文学学科研究最需警惕的。

其次，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的重要性。去年，蒋寅先生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三“执”》，其中第二点着力批评了区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重“宏观”而忽视“微观”的学术现状，而更重要的是，已如蒋寅先生已经指出的，往往真正有价值的宏观论述都是建立在细致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的：“研究的深化只能是走向具体，走向过程，只有微观发现的积累才能带来宏观认识的变化。宏观决不能凭本身更新知识。这就是我不同意说宏观和微观是两种研究方法的理由。依我看，所谓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作为方法论的概念是应该扬弃的。否则心存此执，尤其是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以宏观为通达，以微观为拘琐，势必将学术研究引入歧途。”（《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年第3期）《唐宋文学探微》不仅是四位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汇集，更重要的是，正如书名“探微”二字之义，该书是四位学者具体研究的汇集。在白居易研究中，单就一首《琵琶行》，赵永建先生不仅对诗人创作动因、心态等给予专门分析，且专门就具体的音乐在诗歌中所具备的功能进行分析：“对于《琵琶行》而言，音乐的作用是异乎寻常的。音乐，是沟通人物心灵、促进彼此感情交融和发展的媒介；是主人公诉说自己不幸遭遇、抗争社会不公的手段，更是人生美好时光的象征。”（《媒介·象征·催化剂——〈琵琶行〉音乐功能论》）这样一种具体细微的文本分析，不仅成一家言，更让读者能够顺着批评家的思路更深刻地体会原作的艺术价值。再如张学松先生的韦庄系列研究，他从《又玄集·序》中“清词丽句”四字之义的辨析入手，进而探讨韦庄的文学思想，通过对“清丽”义项的细致梳理，作者提出“清丽”作为“赋颂歌诗”的基本特征，就是指它的审美特征；基于这一视角，作者对韦庄轻功利、重审美的文学思想给出独特的解释，分析得出这一思想“远绍魏晋宋齐梁陈，近承大历以及晚唐李商隐司空图，沿着其非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一脉发展而来的”。（《〈又玄集·序〉“清词丽句”义辨——兼论韦庄的文学思想》）再如彭洁莹先生对歌妓词的文本分析、仇远的个案分析，都是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这些研究稳重厚实，势必为进一步的宋词解读提供支撑的平台。

再次，尝试从多个角度来研究文学。王兆鹏先生在《序》中已经评价《唐宋文学探微》：“学问之事，务求创新。要善于发现新材料，应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即使一时难以觅得新材料，也应尽量整合现有的研究资源或者转换研究视角，寻找新的突破点。本书的四位作者，不但对传统的治学思路驾轻就熟，而且都具有明确的创新意识，能将传统研究方法与新颖的切入视角相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唐宋文学探微》一书中，邓建先生从传播接受面向研究宋词尤为独特。在上个世纪最后十年，伴随着接受美学在国内的影响加大，一些学者尝试用这一理论来探讨、分析本土文学在读者中阅读视野及阅读期待。但是，这一理论更强调读者的阅读功能，邓建先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又强调了文本传播功能，如词集的编辑与流传，继而在双重线索下描述、探讨柳永词，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凸现出柳永词的影响。而这一研究视角，正如王兆鹏先生所言：“可供开拓的空间还很大，值得深入探讨。”再如赵永建先生用马斯洛心理学理论分析白居易的“曲江情结”和“巅峰体验”；张学松先生跨文体分析《秦妇吟》，指出其小说化的文体特征，该文不仅细致分析《秦妇吟》的小说化叙事特色，且力图勾勒这一小说化诗体的渊源及演进过程，为当下的文体学研究推波助澜。

最后，文学研究如何深化。文学批评不是重述文学创作，也不能等同于兼取各家公论的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要体现出批评家的个性特征，是阅读文学作品之后的再创作，它需要在读本介绍之外引入更深入的思考，所以，文学研究需要深化：解释作品，抽绎理论。如何深化文学研究？《唐宋文学探微》的几位著者在这方面也没有忽视，如彭洁莹先生的宋代歌妓词研究，在文本解读之上，更从宋代奢侈逸乐的社会风气、歌妓制度等方面解释歌妓词盛行的原因，以及提炼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及心态历程等；仇远研究，则深入地探讨了词人的遗民心态和词集所反映出的人文意象。赵永建先生的卢照邻研究，则从社会原因、个人性格因素、恶疾的困扰等方面探讨卢照邻诗歌里寂寞与孤独书写，并指出这是其诗文的主旨和基调。张学松先生的《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更是一篇力作，该文刊出后，不仅被多家权威文摘转载，且获得广东省社科奖项，其学术价值已为学界所认同，这里就不赘述了。而这些深刻独到的分析，无疑来自于一个一个个案研究的积淀，所以，说到文学研究的深化问题，我以为所关涉的三个重要的方面，即兴趣化的选题、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和多视角的审视，都是不能缺少的。

《唐宋文学探微》虽然不是一部体系宏大的“专著”，但是却为我们重新思考当下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些支撑，而且我坚信，该书也将以其所论之“微”而成为更广阔的研究的基石，并最终“显”于学界之视野中。

【原载】 《天中学刊》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