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今天恢复历史原貌几乎不可能做到，但是，“求真”仍然是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史家的一个崇高梦想。可是，什么又是历史的真相呢？

我想，真相其实分为两类，有简单的所谓事件的真相，还有复杂的所谓历史的真相。前者比如唐高宗生于哪年，葬在何处；后者比如唐高宗的历史定位：他究竟是个懦夫还是个英主？一般来说，前者的真相，用考据的方法就可以得出；而后者的真相，除考据外，恐怕还要再加上治史者独具个性的推理和判断。而且，前者的结论只要证据确凿，一经得出，就可能成为万世不易的定论；而后者的结论则可以不断推敲，乃至言人人殊。其实，我们所说的史学常新的魅力，就在于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无疑，孟宪实这本《唐高宗的真相》也是这样一部探索历史真相的作品。他的目的在于发覆隐微，建立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唐高宗形象。这个形象既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作者的智力与情感的基础之上。这智力与情感包含了对史料如侦探一般抽丝剥茧的分析，还包括对古代皇权政治的经验以及对复杂人性的洞悉与感悟。

举个例子。一般认为，在唐太宗一朝的立储风波中，李承乾和李泰勾心斗角，最后两败俱伤，而李治则因为年幼无知，没有卷入争斗，所以反倒“中彩”，算是天上掉馅饼，砸出了一个新太子。但是，孟宪实认为，李治的太子之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他自己经营的结果。《唐高宗的真相》引《资治通鉴》的一段记录：“魏王泰恐上立晋王治，谓之曰：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治由是忧形于色，上怪，屡问其故，治乃以状告；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对于这段记录，孟宪实分析说：当时李治可以有几种反应，在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有利的一种方案，以退为进，巧妙地暴露了哥哥，同时取得了父亲的好感。于是，这成了李泰失败而李治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见，在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件事情上，李治看起来是无所作为，其实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然，可能有人会质疑，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个16岁的孩子的表现，究竟是否可以定位得如此老谋深算？我想，结论并非不容置疑。而且，从理论上讲，它也必然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它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二种真相，它的提出虽然也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但更多是个人理解和感受的产物。但是，无论事实是否真的如此，阅读了作者的这一分析后，我们对唐高宗的思考至少有了一个新的角度。依照这个角度考察当时的历史，历史会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其实，我们今天看历史，就好比在一个房间里看风景。如果只有一种思考方式，就像只开了一个朝向的窗户，看到的风景必然是不全面的。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尽可能多地打开窗户，每多开一扇，我们看到的景象就更全面一些。当然，从不同的窗口望出去，我们看到的风景必然各不相同，但是，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哪种景象是错的，它只意味着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把握又深了一步，对历史丰富性的认知又多了一点。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