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秋闲诳书市，新书台上一本印制精美寸楷大字的《张居正全传》突然跳入眼帘，封面上印着"熊召政著"，"南海文化公司出版"。当时以为自称"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的熊先生，真的又推出了一部张居正传记的新作，谁知翻开一看，目录和标题却同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一模一样。早在2003年，大陆出版此书时，香港明窗出版社就将书名改为《张居正传》同时出版。于此可知，作者是把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等同于历史人物传记的。

不惟如此，作者还把他的历史小说中虚构的内容当作史料来运用。2006年作者出版一部"最新力作"：《看了明朝不明白》。声称是"明史札记"的历史著作。但书中运用的史料却硬伤迭见。这些差错大都出自他的历史小说中的虚构。如："海瑞在诏狱里坐了整整两年"呀；隆庆皇帝给海瑞平反后，让他去"苏州府""当知府"呀；"他当了三年的知府，苏州的赋税降低了差不多一半"呀；"海瑞只是一个好人，但并非一个好官"，所以张居正"弃而不用"呀；（《不明白》第91、95、172、173页）如此等等。上述引语在相关文献中查无踪影，但在历史小说《张居正》中却找到了出处和根据，原来是主人公跟吏部尚书杨博长篇对话的虚构内容。（参见小说二卷第145、159、160页）正是作者把虚构内容当作真实史料来运用，才认为历史小说和历史传记相等同。

笔者认为，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实在不宜于重新包装，把书名改为《张居正全传》。因为：第一，小说只截取主人公十年首辅政治生涯做了充分深刻的描述，并不涵盖其生平的全过程，不符合历史传记完整性要求。第二，小说除塑造"铁三角"中几个比较真实的人物外，前两卷在几个真人真名下编造了许多悖逆史实的假事，把正面人物写成反派角色，特别是贯穿四卷的还有一个包二奶玉娘这个假人假事，均不符合历史传记真人真事的要求。第三，小说在人物、故事、情节、场景、对话、行动、心理、情绪的刻画上，存在着大量的虚构。这都是历史小说创作所容许的，是作者的权利。但笔者从史实与细节、骨架与血肉的比重上来审视，觉得全书存在着"三实七虚"现象（前两卷"一实九虚"，后两卷"半实半虚"）。这也不符合历史传记的要求。因此，煌煌四大卷、卷卷有艺名（木兰歌、水龙吟、金缕曲、火凤凰）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原书名就很好，不宜改为什么"传"和"全传"。

有人会问：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史一家"的说法，历史小说大都用"传"来命名，如《水浒传》、《说岳全传》等等，为什么历史小说《张居正》不可以改为"传"和"全传"呢？是的，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用文学语言开创历史人物传记之后，后世逐渐形成"文史一家"的传统，把讲史小说命名为"传"或"全传"，这都是事实。但是，历史在发展，科学在进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特别是建国后，文史已经分为两家，分为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从科学观点看，历史小说和历史传记虽然都以历史人物为对象，但却分属于不同的两个概念、两个范畴、两个领域。两者在文学性上虽有密切联系，但更为重要的在内容上还有严格区别：前者容许虚构；后者必须符合史实，不能歪曲历史，更不能杜撰或篡改历史。因而在名称上亦应区别开来。清人钱彩编写的通俗小说《说岳全传》，其中虚构和迷信成分甚多，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而广大读者却认为是信史。建国后有人把它改称《岳飞传》大量印行。宋史泰斗邓广铭严肃指出：此书如取名为《岳飞演义》、"外传"、"别传"，无所不可，而偏偏取名为《岳飞传》，颇不可解。"因为，不论述写任何类型人物的传记，全都是属于史学领域的工作，即全应恪守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准则，决不容许肆意编造。"邓老所写的《岳飞传》则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自序》第4页，《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据此观点，历史小说不宜改名为历史传记。

那么，历史小说是否等同于传记文学呢？答案也是否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对"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作了三项界定，其中第一项是："所写的主要人物或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许虚构。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则可以运用想象或夸张，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在这一点上，它有别于以虚构为主的小说。"由此可知，小说是以虚构为主的，历史小说虽以真实人物和史实为基础，但在三个层次上都可以虚构：虚构历史人物，虚构历史事件，虚构人物活动的环境和细节。而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传记文学，则不能虚构历史人物，也不能虚构历史事件，只能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作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虚构。两者在文学性上虽有一定联系，但在能否虚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则有根本的区别。如前所述，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既有虚构的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历史事件，由此判定它不是传记文学，更不是历史传记，所以不宜于改名为"传"和"全传"。

笔者既非史学家，也非小说家，只是一位离休多年的教师、普通读者。在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被炒得沸沸扬扬、好评如潮、不断获取各种奖项荣誉的情况下，笔者再三拜读了这部大作以及近年来作者出版的三本札记性的所谓史学著作，仅凭自己有限的文史常识，觉得这部大作并不尽善尽美，就像"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样。上述一孔之见，希望得到作者与方家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