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永玉交往，所得印象，最突出的是他的雄强尚义和幽默通达。这既是他鲜明的性格，也是帮助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大湘西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凤凰这地方并非满城武侠小说中那类整天东游西荡，找岔子打群架的男女，凤凰男子大都是战士，社会要求他们具有楚辞《国殇》中所提及的“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勇士性格。

永玉的雄强，除家乡传统影响外，也与他独特经历有关。童年时代漂滩钻洞，打架逃学，待到外出谋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再之后，则长期在政治运动狂涛中过日子，种种折腾，养就了他不畏艰险，遇事沉稳，宠辱不惊的气概。他说过：“我们凤凰人，面临大事时反而安静下来了！”他不见风驶舵，唯唯诺诺，惹翻了，拍案而起，“不为瓦全”。

永玉不像当地祖辈那样结成团伙，去打英国鬼子，打日本鬼子。他从事艺术，孤身一人，去打谁呢？打击小人，又常常下不了手。爱打猎，也不曾遇过老虎豹子。因此，他的雄强，在主动进攻敌人方面乏善可陈。倒是遭人打击，被动抵抗的机会甚多。曾经有那么二十余年，属于知识分子经常挨打受骂，饱受欺凌的时期，也就在这种场合里，永玉的雄强有了充分表现的机会。

一次，受“四人帮”鼓动起来的外来的造反学生，到中央美院来看大字报之后，决心要通过触及永玉的皮肉来触及永玉的灵魂，当众对他进行一番羞辱，用皮鞭噼噼啪啪地抽打他。永玉任他们打，就是不叫喊，不求饶，不挣扎，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默默记着鞭子落下的次数，二百二十四下！回忆这事的人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那年代，对知识分子来说，活下来真不容易，一些人就活不下来，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被拳打脚踢之后，便投北京太平湖自杀了。人们道路以目，永玉偶尔与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相遇，谁也不敢停下来说话，怕被人见及检举，惹出是非于对方不利，只是擦肩而过时，沈从文匆匆讲了三个字“要从容”！这就是我们湘西人、凤凰人在危机面前的态度。永玉则把当时十分流行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口号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用以激励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千万不可因活比死困难时，一时软弱，死了，让别人开心，还可为你加上一条“自绝于人民”或“畏罪自杀”的罪名，只能是“不怕活”，活下来等待“第二次解放”。“四人帮”倒台后，一次永玉同廖承志一起吃饭，廖问：“说说，你怎么跟‘四人帮’进行斗争的？”永玉答：“没有，我只是没有求饶。”

永玉尚义，不过这义的内涵太宽泛了，根本一点，义至少是“利他”的。前面提及的凤凰人锄强扶弱、知恩必报，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应当都属一种古典义行的表现。

在朋友间，义有着广阔的展现空间。有人问永玉，这辈子有何特别的感想。他回答：“遇见了许多好人”，“也错过了许多老人，因为动乱，自顾不暇”。他因对曾帮助过自己的长辈和朋友不能一一报答而深感不安。几年前，他得到六段从原始森林中弄来的巨大楠木，如此珍贵材料，用作什么好？最后决定在上面刻了《诗经·大雅·生民》中一小节诗，写的是后稷的传说，后稷生下来后，被抛掷于陋巷荒郊，多灾多难，幸得牛羊飞鸟和伐木者喂养庇护而得以成长。永玉用这比照自己幸得师友诸多关爱而有今天，他要以此方式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念。这六段巨柱，现如屏风般并列于北京万荷堂的正中。

至于仗义的事，可说的也就太多了。且说近期一件，1969年，中山大学八十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文革”中不堪数年的欺凌折腾，心力衰竭去世，骨灰一直寄存在广州火葬场，三十余年过去，仍未能归葬故里江西。两年前，永玉得知此事，愤然为之呼吁奔走，还拉了过去在江西作过领导的一位朋友参与，不久前总算有了结果，陈终于归葬庐山。陈寅恪的女儿见永玉如此热心，还以为永玉曾是自己父亲的学生。其实，要说有什么关系，其一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光绪初年在凤凰任过辰沅永靖兵备道的道尹，后来又当了湖南省的巡抚，推行过新政。其二我想永玉对陈寅恪提出的一个学人应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大约深表崇敬。如此而已。

最近永玉几次谈及故乡长辈对“贱货”嗤之以鼻的事，认定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给了孩子一把十分牢固的道德尺度，做人一定不能做“贱货”。何谓“贱货”？我想无非也就是凤凰人常说的“不值价”，没分量的人。它的对应面当然就是雄强尚义了，试想“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何“贱”之有！

雄强尚义确是好事了，不过，它也有两重性。雄强尚义的人坦坦荡荡，见不顺眼的事就要直说，一直说且要说完，无所遮掩，这就不免落得个“脾气丑”的坏名声。永玉的干爹朱早观将军，当年在延安被组织上分配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工作，彭德怀自己脾气够“丑”了，还嫌他“脾气丑”，不要。幸得王震在湘西待过，知道湘西人脾气“丑”是一种直率，其深处是一种忠诚，因此把他收留到三五九旅当了参谋长。

永玉不是也常被人在背后说“脾气丑”吗？这“脾气丑”一旦落了个“抗上”或“抗革命造反派”的罪名，其危险也就可想而知。

更何况，雄强尚义，坦荡直率，如遇上阴柔小人，他可以很容易摸清你的底细，而你以己量人，认为别人再坏也不会那么坏，岂料他恰恰比你想的更坏，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受到他稳、准、狠的打击了。这方面，永玉吃过许多次亏，只因禀性难移而屡教难改。东汉一则民谚有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勾，反封侯。”湘西人，特别是凤凰人值得警惕！

关于自己的性情

与永玉的一次谈话：

你提及凤凰人的游侠精神，雄强尚义。讲义气，是种真诚，实际包括施恩和受恩两个方面的态度。受恩必感恩，则是“滴水”和“涌泉”的关系。

我们湘西人，凤凰人，别人常凭直感认定可靠。

我不是党员，平日也不大与人来往，可是，“文革”中，被关在牛棚里的老人家，有要倾诉的，常找到了我，包括常任侠、吴作人、刘开渠这些老艺术家。那时，我说自己患有传染性肝炎，造反派只好将我另外关在一间教室里。吴作人在美院附中地下室被斗争时挨打，回来告诉我，要我记住，如果他死了，要我作证。又，有造反派中的一派逼刘开渠拿了一笔钱，另一派要刘交代实情，以利于攻击对方，刘开渠扫地扫到关我的教室窗户边，悄悄问这两边挤压如何是好？我说，你立即把实情告诉不得钱的那派，让他们去出大字报就成了。一天，李可染告诉我，有个学生上台斗争他时，得意地附在他耳边说了句：“现在，是我报恩的时候了。”他们把自己的难处和委屈对我讲，因为认定在那种特殊情况中，我是可信赖的。

肖离、肖凤夫妇，家里遇到什么事，如房子问题，犯难时，便说：“找永玉帮忙考虑。”我不知道自己还有着这方面的本事。

“文革”中，在干校时，有一派常想找我麻烦，我有时眼睛也横一下，引起一造反派成员警惕，在背后对人说：“黄脑子不动尚可，一动麻烦就多了。”我们湘西人，一般情况，常常是硬碰硬，但要采取大点行动时，反安静了。我这是受王伯影响的。我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写那个王伯，你知道的，他说打不赢就跑，有了办法再来对付他。

我不打牌，不赌，我也不喝酒，只读书。我们在小学时已谈诗论道了，谈柳宗元、韩愈，到严复、梁启超，抱负从这里就萌发了。到厦门集美学校，懂得用图书馆了，接触到更多的新知识，后来，参加了鲁迅领导过的木刻协会，同“左派”的新文化挂上了钩，从鲁迅思想那里得到勇气，在信念上，抱负上，都出现了新东西，保证了自己不堕落，不腐化。参加过不少进步活动，但没有入党，沈从文不懂，弄不清如何入法，我黄永玉也不懂，心情倒是真诚的。

我也不曾被划为“右派”，鸣放时，沈从文的看法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人家‘党’呢？”我则认为，虽然生活困难，待遇低，比过去好嘛，另外，我也认为艺术创作是自己的事，不必去怪别人。

我也曾有情绪激愤的时候，有人劝我多考虑，不要弄坏了关系，他们不懂，对仁义的是非判断是很快的，赴义难道还要考虑几天几夜吗！

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里有一句话：“……聪明人为真理屈辱地活着。”马克思说：“为了真理，要善于忍耐和等待。”原话可能记得不清，你可去找马列专家查一下。

随波不逐流，这并不容易。

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人格，朋友就是朋友，不为自己私利和亲友找别人帮什么忙，让别人为难。

面对使自己不快的人事，沈从文完全是忍耐，让时间去作结论。我则讲究宽容，我事多，领域也大，没时间。

（摘自《文星街大哥》，漓江出版社2007年9月版，定价：24.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