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之所以暴得大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沾了“狂”的光，很著名的“狂”。据《狂人刘文典》记载：安徽大学学生到女中闹事，一直闹到蒋介石插手，时任安大校长的刘文典面对国府主席，爱理不理，痛斥其为“新军阀”。此外，刘氏还有颇多名言。名言一：天下懂《庄子》的也就两个半，庄子本人一个，咱刘文典一个，剩余半个，大伙儿去抢吧；名言二：鲁迅是一个斗士，但斗士并不一定了不起；名言三：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如此臧否人物，委实狂得可以。

中国政治历来有高压舆论的传统，反弹之下，另一面情形却是，民众敬慕那些特立独行之士，不管是真心假意，其言其行往往被渲染，被神化。刘文典的“谵狂”，正符合或部分符合了民众的心理期待，即使以正常人而言，刘文典有性格缺陷之嫌，却不妨碍民众仍追着狂人看风景。

刘文典的狂，是有真底子的。这底子是国学。刘氏20余岁进北大任教，颇得胡适欣赏，与之亦师亦友的良谊保持终身。在北大整理国故的运动中，刘文典首先选择校勘古籍《淮南子》，他“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胡适语），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精严有法，后又陆续做成《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的校勘与整理工作，尤其《庄子补正》，煌煌十卷，极具灼见，奠定了其在国学界的地位。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如此“狂”为肌，“学”为理，真学问，大性情，就不免令后人有绝版之叹了。

但“狂”与“敬”，冰与火的两极，尖锐的矛和盾，却能完整统一在这位破长衫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的刘文典身上：他对陈寅恪绝对的虔诚、恭敬、服从，颇含“愚”气。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刘文典一定气得吹胡子瞪眼，忍不住破口大骂：“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表面上看，刘文典邋遢、白眼、放浪形骸，仿佛魏晋风骨的遗存。魏晋文人喜欢扪虱而谈，咔嚓，咔嚓，一只只虱子吞进肚腹，想起来实在恶心。再看看西南联大时的刘文典， “宁可被炸死也不缺课”，“战斗热情”不减，依然保持着高工作量，一人独开各类课程近十门，对于“跑警报”的生活也很是豁达。他在给胡适的信中风趣地“汇报”：“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

刘文典活在完全自我的境界里，快乐潇洒似神仙。而支撑这种境界的全部力量便是“学问”或曰“学术”。一方面，那个时代尚能保证学术争论和精神的基本自由，少门户之见，用人与否概以学术标准为衡，故时虽衰糜，却为刘文典们的“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和空气；另一方面，因为刘氏心中以学问第一、学术至上，这种清教徒式的信仰不免和周遭构成对立，形成自然分野，有我无你，加上自视甚高，付诸于言行便是对圈子之外者毫无遮拦地大放“厥词”，诟病乃至辱骂，对引为同道者的陈寅恪等却是十二万分敬佩。

《狂人刘文典》给我们提供了一方沉浸、聆听乃至嗅探大师的天地。这是一本不乏历史感的人物传记，刘文典在书中似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群有灵魂、有苦恼、有悲欢离合的人，一群被时代烽烟挟裹，又在时代烽烟中突围的人。及至今天，世间少有真狂人。现时代的“狂人学者”们，与之相较，怕也是逊色了几分。

（《狂人刘文典》，章玉政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