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入藏的1700余支竹简，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大宗的先秦古书实物，学术界习惯简称“上博简”。中国历史曾记录过发现先秦竹书，著名的有汉武帝末年的“孔壁古书”和晋武帝太康二年的“汲冢竹书”。但这些竹书内容大都亡佚，难以详考，实物早已荡然无存。从目前所见上博竹书1至6册中的621支竹简来看，确知都是战国楚简，是涉及历史、哲学、军事、文学等诸多方面内容的先秦古书。有的可以与传世典籍对读，成为最早的古书文本；有的则是不见于记载的佚籍。这些竹书令学者眼界大开，是中国文化史上十分重大的发现。

竹书上的文字是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秦始皇废除了的战国古文。由于战国文字地域特征突出，变化纷繁，释读十分困难。再加上竹简残漶、简序失编，文义理解、文本的复原都需要不懈的努力。目前，对上博楚竹书从各个角度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但在研究的各个领域中，文字的释读和整理是基础，是当务之急。

李守奎教授多年致力于古文字考释、古文字工具书的编著和研究，所著《楚文字编》获多个政府奖项，深得学界好评。《古文字字编类著作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作者对古文字编的理论认识水平。《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5）文字编》就是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完成的又一部大作。此书对所研究的材料有字必录，共列出字头2096个，收录单字17590个；另附有残字、合文、重文、非文字识别符号等五个附录，将竹简上的各种墨迹，收罗殆尽。全书充分表达了作者的释字水准，每个字无论是文字构形还是文字释读，都经过作者的认真思索，审慎处理，有些是作者的考释成果。此书不仅为上博简研究、楚文字研究提供了一部释字准确、内容全面、极便检索的工具书，而且对专题文字编的体例做了积极的探索。这部大著除了保持了作者释字准确，体例谨严等一贯风格外，尚有如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一、文字构形分析得更加细致、准确。作者通过异体隶定、异体分行和按语等形式表现楚文字的构形。凡构字偏旁有所不同，不论是意符、音符、区别符号还是饰符，皆出隶定。例如第81页的“过”字，楚文字是个形声字，有诸多异体，声符都是“化”，意符有从“辵”、从“止”、从“心”等，字编分别予以明确隶定；构字笔画多寡不一或笔画形状明显不同，但不具有文字区别功能的，虽然不出隶定，但都分行排列，例如“不”字、“而”字的不同异体都予以详细区分。这种细致的构形分析，不仅可以让读者认识楚文字的结构特征，对于释字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还可以让读者了解竹简文字的书写差异，了解战国时期文字使用的实际情况。

二、充分注意楚文字与小篆、与通行文字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避免了与后世字书的简单字形比附。对于同形字、未分化字处理，或重出，或用按语说明，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屮”、“艸”、“卉”在小篆中是形、音、义有别的三个字，但在楚文字中都相当于现今的“草”字。如果仅是依照字形判断，只能说楚简中有“屮”、“卉”之类的字形，但并没有释出是什么字。作者通过异部重出、按语说明等形式，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复杂的关系。又如作者在其《前言》中所列举的“圣”字，楚简中记录了“听”、“声”、“圣”三个词，文字虽然没有分化，但三个词的区别是明确的。此字如果单独放置在任何一个字头下，都不能准确反映楚文字记录语言的实际情况。作者依据其在文例中所记录的词，分别置于“听”、“声”、“圣”三个字头之下，充分注意到文字与所记录的词之间复杂关系。

三、附加了竹书的释文，用途更为广泛。字表后面附有两套释文：一套按原书竹简的排列次序严格隶定。这套释文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楚文字构形的原貌，甚便辞例检索。另一套按照作者理解或认同的竹简编联次序，用通行汉字转写简文，是各篇竹书的简明读本。这是本书的一个创举。文字考释离不开辞例，辞例理解离不开篇章语境。两套释文充分吸收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不仅语言文字研究者藉此可以了解文字结构、辞例和语境，而且为广大文史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简明可信的竹书文本。上海博物馆尚有1000余支楚简将陆续公布，《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5）文字编》不仅会对已公布的和未公布的上博简的深入研究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丰富了战国文字的内容，改进了专题文字编的体例。

任何一部古文字编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正如吴振武先生在《序》中所言，“无论其得失如何，都将成为古文字学与相关学科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之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原计划每年出一册，可能会出到第10册，祝愿李教授和他的研究小组再接再厉，能够顺利完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6－10）文字编》，为古文字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5）文字编》，李守奎、曲冰、孙伟龙编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4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