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中华遗产》杂志编辑陈旭同志来我家采访，提到《中华遗产》上将刊登一篇《中华书局百年沉浮录》（下称《沉浮录》），要求我对他所提出的问题逐一回答。我将他要看的纪念父亲的材料取出给他看，他选了一些材料复印或拍照，临别时，我要求他在文章发表前给我过目，但并没如愿以偿。2007年3月友人告诉我《沉浮录》已发表。经联系我收到该期杂志。读《沉浮录》后，有一些话压抑在心里很久，感到有必要说出来。我理应对历史负责，有澄清的必要，以免以讹传讹，贻害后人。

一、《沉浮录》“后人的温馨回忆”一段中写道：“保存中华书局历史的任务就由她（指我）来承担了，”说我“对书局有感情，所以自愿保存这些史料”。可惜，我没保存中华书局的史料，中华书局的史料理所当然保存在北京中华书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这十几年来，我仅仅是配合学者研究陆费逵的思想及其事业的需要，做了一些工作，从而积累了一些有关父亲的资料。

二、《沉浮录》的“带领书局共赴困难”一段中，有一处与事实有出入。《沉浮录》说：“上海沦陷前夕，汉奸维持会在报上公布了名单，上面赫然列着陆费逵的名字。”据我所知，父亲是从友人那里听说伪维持会将公布的名单中有陆费逵的名字。父亲听说后非常愤慨，决定必须在名单公布之前离开上海。1937年11月5日傍晚，中华书局同事蔡同庆等人陪同我们全家去了香港。

三、《沉浮录》中“死后清贫传家”的内容有多处不符史实，我似有必要回顾一下亲身见证的这一段历史。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马路上到处是日本兵和铁丝网路障，出门有生命危险。而《沉浮录》说我“拿着父亲的衣服，流着眼泪在大街上摆地摊出售，以此来糊口。”问题是，在这种战乱恐怖的情况下，我一个十多岁的女孩，不可能在大街上摆地摊。《沉浮录》又说：“老中华的人看不下去了，资助他们去重庆找李叔明理论。”这也不符合历史。母亲去重庆与李叔明谈判，是谈中华书局的工作，不是同李叔明谈生活费。在日寇侵占香港不久，李叔明不辞而别。1942年春李叔明到达重庆，他通知在香港的中华书局职工赴重庆工作。当时母亲想回上海。中华书局同事劝母亲，说她协助父亲工作几十年（母亲当过小学校长），熟悉中华书局的情况，而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即使回上海，也无法开展中华书局的工作。在老同事的劝说下，母亲同意和中华书局职工蔡同庆、沈谷身、张傑三等一起去重庆与李叔明谈判，路费由中华书局出。途经柳州时，我们在柳州经理张傑三处暂住了三个月，共同商议与李叔明谈判的对策。他们推母亲与李叔明谈判，要求李叔朋给母亲安排工作。沈谷身在《渝厂记忆》一文中，介绍了中华书局职工从香港去重庆的情况，并对母亲照顾他夫人表示感谢。文中说：“从柳州出发时，我妻怀胎已过七月，陆费夫人嘱我妻坐在驾驶室。我们能平安到达重庆，感谢陆费夫人对她的关注。”

《沉浮录》说：“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李叔明改变了态度”。但历史证明，李叔明没有改变态度，对我们没有表示过关心。1942年8月，我们到重庆后，住在中华书局大院内，母亲常去办公楼找李叔明谈判。李叔明对母亲态度很坏。有一次拍桌大骂；“你一个女人，一张桌子的一个角都看不清楚，你能干什么？”母亲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侮辱，受到刺激后一度彻夜不眠，引起精神失常。《沉浮录》说我母亲：“她披头散发地坐在大街上喊：我该怎么办？”这话纯属编造，严重有损母亲的人格和形象；一是母亲从不留长发；二是重庆中华书局位于市中心最热闹之处，岂能坐在繁华的大马路上？三是母亲是有文化教养的人，怎么可能在大街上呐喊？四是她常说的一句话：“我该怎么办？”这句话是母亲同老中华或亲友常说的一句话，表达了母亲惦记父亲的事业，中华书局的未来，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她不是惦记自己未来的生活。李叔明没有按董事会决议每月给母亲生活费，母亲从不开口要，而是中华同事出于关心母亲的生活而催要的。生活拮据时，我姐和我在重庆市中心大街上摆过地摊，变卖从香港带去的衣物来弥补家用。

母亲病后，我不得不辍学回家照顾她，还一度陪她住院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母亲的病情便稳定，但仍然惦记着中华书局的前途，在此后三十多年里，母亲常自言自语，或书写有关中华书局往事的纸条。

1943年陆费铭琪上重庆复旦大学，母亲嘱咐她学习会计专业，关心中华书局的经营。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叔明抢先返沪，再一次不辞而别。在郭农山等同事的帮助下，我们干1946年返沪。1947年铭琪在复旦大学毕业后，母亲嘱咐她找李叔明给她安排工作。李叔明不安排铭琪到中华书局工作，而给她寄来了中国农民银行的聘书，铭琪拒聘。我姨吴若安（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当时是南洋女中的校长，我姨安排铭琪在南洋女中教初中英语。根据中华书局董事会有关子女教育的决议，1948年铭琪申请到中华书局的资助，去美国加州大学商学院攻读硕士。她的毕业论文是《建议中华书局的新管理及组织》（已捐赠桐乡陆费逵图书馆保存）。解放后，中华书局按月给母亲生活费，她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

《沉浮录》提到“1996年1月香港、新加坡、台湾、北京四个书局共同在香港重葬了陆费逵先生。”对此我应该说明事实。当时父亲去世已有55年，坟场只允许修墓立碑，不可重葬。1941年7月父亲去世后，适逢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无法运回上海安葬，只能临时安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于是将棺木安放在墓室内的两条石凳上，墓上没有立碑，也没有任何标记。20世纪80年代，著名雕刻家、旅居美国的原中华书局香港印刷厂厂长赵俊，委托中华书局职工许象贤到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找到陆费逵墓地,稍作修复，刻上“陆费昌幼堂”作为标记，拍了照片。赵俊委托李昌允通知了铭中。1990年我和赵俊联系后，得知坟场规定：修墓立碑必须由子女申请经法律公证，才允许动工。为了报答栽培之恩，赵俊愿意负担全部费用。1990年3月，赵俊和我一起去了香港。他聘请原中华书局经理郑健庐的女婿、香港著名律师黄乾亨办理修墓立碑的法律手续。赵俊回美国后书写了碑文，分别寄给了香 港中华书局陈国辉，须汉兴和我。1991年，北京、香港、台完、新加坡四地中华书局商议决定公办、同意分担修暮立碑的费用，请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陈国辉先生负责办理。陈先生办事认真，精心设计出墓碑的造型。陈先生在给四地中华书局的信中是这样描迷的，“墓碑一方，高约及人肩，取其平易近人之意。石料则采八闽青石，以其耐久不尚豪华炫目，且带知识分子气息。造型方面，则以《辞梅》外型为模本，既独特而又稳重大方，与墓主身份及成就相吻合。”1996年1月2日，四地中华书局负责人及陆费家属参加了立碑仪式。香港中华书局资事长赵斌先生主祭，宣读了铭文。但墓碑上没有碑文。

四、《沉浮录》在介绍中华书局及“文革”前中华书局领导人任职时间上有多处与史实不符。

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李叔明被免除了总经理职务，但是《沉浮录》却说：“1949年8月李叔明任总经理。”《中华书局大事纪要》一书中记载了李叔明被免除总经理职务的史实。李叔明在1947年后便多次赴美、台活动，准备在台北设立中华书局总管理处。中华书局为避免各方误会，在1949年9月的《新闻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刊登了启事声明：李叔明1949年2月赴美后中华书局董事会已改选舒新城、沈陵范先后代总经理。声明说：“李叔明以总经理名义擅自在台湾设立总管理处，调动资金及准备搬运港厂机器等事件，实属违反本公司章程，损害本公司利益。经9月26日董监会联席会议决议，自即日起，李叔明应免除总经理及在本公司其他兼职职务，其擅自在台湾设立之非法总管理处一切行为本公司概不承认。倘本公司因此受有损害，应依法向其追究。”

《沉浮录》说：“1937年舒新城曾代理总、经理”及“1941年一1949年吴叔同任董事长”，均不符事实。1937年陆费逵是总经理，吴叔同是1949年8月才被任命董事长。又如《沉浮录》在介绍沈谷身的回忆文章中，把沈谷身误写成“沈逢吉”

2007年11月2日

原文刊登在《中华遗产》总第二十六期   2007年12月 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