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汪精卫的交往

我对汪精卫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卫。

那个时候是所谓三角同盟，总理先派的代表是孙德升，再后来就是派汪精卫和李石曾。我就跟汪精卫谈，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报纸上报（道）你去过大连，你去吊庆亲王，真的吗？你吊他干什么？

他说真的，他说我吊他有个原因：我当年被捕，庆亲王审的。要杀我，但庆亲王没杀我。庆亲王跟我讲啊，你们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们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强过我们清朝。

他说的这句话应验了，我们今天成功了，还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这么糟糕！

我这段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来往得很好。

 [原者注]三角同盟，1919年，孙中山与段祺瑞（皖系）、张作霖（奉系）联合，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我跟汪精卫闹别扭，就是因为一件什么事。

“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在北京负责任，他到北京来了，跟宋子文两人来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着蒋先生一封信，他说我有蒋先生一封信拿来，那时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这封信呢，蒋先生很客气，就说汪院长到你那儿，跟你谈一谈，你好好跟汪院长谈一谈。

他来了，就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

我就问他，咱们真打吗？他说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做个样子，要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

他们要我跟日本打一下，以平息国内的反对声浪。

我说，汪先生你说什么？我张学良从来没让我部下给我去打地盘，利用我部下。你那样做，拿我部下生命来换你们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张学良。

我说蒋先生在信里让你跟我商量，蒋先生要给我下命令，那我没法子，那我就打。你为什么不给我下命令？他那时候是行政院长。你既然这个事情让我自个儿自动，我不干。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让我敷衍一下子，舍掉我（那我不干）。牺牲我部下来换我的政治生命，换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你别找我张学良。

他就非常生气，好像是我以行政院长身份来跟你谈，你给我碰了这么大一个钉子。

还有呢，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没理他。我跟宋子文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出去上北海玩去了。这事是我不对。

他在这件事情上非常不高兴：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俩去玩。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火，回去就辞职了。那我也辞职了。但是我辞职中央会挽留，他辞职了就走开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闹翻了。

我倒是对这个陈璧君，觉得她了不得。

1935年11月1日，孙凤鸣刺杀汪精卫，汪精卫这个人，我之前还对他（印象）不错，后来他当了汉奸了。

汪先生他受了伤了，满脸都是血，在那个柱子边上，就在地上坐着。她看见汪精卫她就过去了，汪精卫就哭了，跟她说，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

这点我佩服她了，我真佩服她了。这个女人啊，你想一个女人看见丈夫挨了枪，而她丈夫说我完了，你想她头一句话说什么？那不是做假的，她骂汪精卫，她说你刚强点儿好不好？我忘记她怎么说的了，反正意思是刚强点儿。干革命的还不早晚有这么一手？干革命的早晚就是这个结果！这家伙多厉害？干革命的早晚就这个！

你知道她跟汪精卫的关系么？

当年他俩并不认识，都是国民党，她救汪精卫。她是一个女的国民党，并不认识，汪精卫那天要捐躯刺杀摄政王（1910年）。她就答应汪精卫，她说我给你干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她就答应他，本来两个人不认识，后来汪精卫就和她到一起了。

我不知道汪精卫怕她不，我看着都怕。

蒋介石失败了

西安事变的时候，（有人）说我放了蒋公是为了给蒋夫人一个生日礼物。

到南京的时候，那我真决心去死啊，到南京把我枪决了，我不敢说；要是我部下这样子，我就把他枪决了。那我对老先生，我要负起责任呐，可以说，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我跟蒋先生只有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他是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旁的没有冲突。

所以呀，蒋先生的那个秘书，叫汪日章，他说，我从来没听见有人敢跟他这样子吵的！

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我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先生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子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先生大骂我呀，我跟他这样吵呀，蒋先生当时看我的情形很怪，后来也很安慰我几句。

还有蒋先生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子，你别看我太太跟我这么凶，她可是怕我发火，我要是发了火，我谁也不怕的，我发火会开枪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最近自己发现一个事儿，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

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这个人很顽固，很守旧的，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我做的事情就应该是对的，他就剩个派头。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时候，我也说这句话，我当时在西安，我也说过这个话，不晓得西安现在还有人在不在，不过最近死了一个人，还有我的处长都在那儿。我当时就说，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们问我，你为什么你要自己来送。我说，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那是个泥菩萨呀，所谓首领就是个泥菩萨呀，我把那泥菩萨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把这个泥菩萨扶起来。它有灵，拿（它）我脑袋疼，不能不给他磕头呀。

到南京，我一样是请罪，（再）一样我也是让他维护权威，既然这样答应了。

那蒋先生也真是说到做到，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产党合作。

这是他亲自跟我讲的。不是我当时听到，我绝不说这话。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愿意我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我现在都可以直截了当说的。

西安事变之前，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我就说中央呀糊里糊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

那特务就净胡扯淡，正经事儿不知道。CC系做得更糟糕，他报告的事情都没有那回事情，那报告的什么玩意儿？花那个钱养这帮人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中央就吃这亏吃大了，对哪个省都没好感，原因就是他们特务在里头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实人家并没那个事儿。

我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东三省，我从来不干那些事，我做事儿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权给你。我向来这样做事。

所以人啊，我这个基督徒，你怎么待人，人也怎么还你，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你用这法待人，人家开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么，当然人家也是人。

我现在九十岁，你记住我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做事情，我告诉你要紧的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错了，但是我会听。我对你们真心。

（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7月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