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振环阁店内

一九六二年我参加工作的那年，北京文物商店刚从四店合一的“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外文书店、文物商店”四马分肥的联合体中独立出来。

文物商店所管辖的大部分店铺都集中在琉璃厂文化街，如宝古斋、庆云堂、墨缘阁、翠珍斋、振环阁等，文物商店总店也坐落在琉璃厂文化街。此外，又分别设立了西单综合门市部、东四的万聚兴、西城的悦雅阁。以上门市除翠珍斋外，都设有内柜。所谓内柜，就是专门接待各博物馆、图书馆、研究部门、学者以及局级以上高级干部的地方，那里所提供的货物，原则上是各博物馆没选中的较好的古玩书画。在那些经常光顾的“高干”中，除了爱好书画古玩的部长、局长外，主要就是毛主席身边的几大秘书，如田家英、陈伯达等。

我们这批共有五名学生被分配到文物商店。这可是解放以后古玩行招收的第一批学徒，我被分配到了新街口的悦雅堂。

悦雅堂是离琉璃厂文化街最远的一个门市部，和琉璃厂文化街上那些专业门市部［如专营古代书画的宝古斋、专营现代书画的墨缘阁、专营金石陶瓷的韵古斋、专营历代碑帖砚墨的庆云堂］不同，它是个综合门市部，有字画、碑帖、陶瓷、杂项等，同时，因为既收又售，综合了琉璃厂所有门市的特点和功能。

悦雅堂当时的工作人员共有五位，徐震伯师傅、谢子陶师傅、曹文铎师傅、赵嘉章师傅，这都是所谓的私方人员，还有一位姓安的公方人员，算是负责人。我去了以后，悦雅堂就有六人了，而我的学徒生涯也从这里开始。

文物商店的从业人员大都是解放前后古玩行的业主，按照国家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公私合营时结合进来了，百分之九十都是大小资本家，也是一辈子从事“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古董生意的各路高手。这些师傅们在一九六○年五月一日文物商店成立后不久，就被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等单位聘为专家顾问，有的也是文物商店的工作人员。故宫博物院书画征集部门的已故专家王一平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健在的故宫博物院陶瓷鉴定权威耿宝昌先生，都“出身”于琉璃厂，在这个意义上，琉璃厂真可以堪称是我国培养文物鉴定人才的“黄埔军校”了。

古玩行对我们新来的来说也真是新鲜，全店那么多老师傅，就我们几个小青年，格外显眼，至于拜师学徒，那真是僧多粥少，师傅多徒弟少，我们这几个学徒工成了宝贝“粥”了。就这么着，悦雅堂的四位师傅都成了我的老师。

徐震伯师傅是我的首任老师，他那时五十来岁，他“出身”于琉璃厂大字号明珍斋，鉴定明清书画及宋元明清陶瓷是他的拿手好戏。

第二位老师是谢子陶，六十多岁，他的特长是书画、碑帖鉴定。

说来也巧，我学徒不久，康生就在悦雅堂放一般拓本的货架上翻出了一个拓本，名字记不起来了，标价才十几元，康生当时就买了下来，也没说什么。

等过了几天，专营碑帖的庆云堂就打电话来问：“你们是卖给康生一个拓本吗？”

我们回答：“是啊！”

“那是个宋拓本，值四五千元！”

“完了，完了，漏了！”师傅们惋惜地说。

四五千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当时一幅郑板桥画竹石的大幅中堂才一百元左右呢。可惜，太可惜了！

曹文铎师傅那时已六十多岁，他的特长是瓷器、杂项。

听曹师傅说，解放前为了买一只瓷瓶而不暴露目标，竞把卖家的一大堆瓶子都买了，装了整整一汽车。还有一次，他的女儿要出嫁，为给女儿办嫁妆，就出去到处溜。德胜门前，过了护城河上的桥，桥头西北角有一个卖馅饼的食摊子，食摊子上，一个大瓷盘上放满了馅儿，曹师傅走到食摊子前，看到了这个盛馅的盘子。

他不动声色，买了个馅饼，一边吃一边搭讪着和掌柜的说：“掌柜的，你的馅饼很好吃，下回还来。”

掌柜的一听，当然高兴。

过了一会儿，曹师傅又对卖馅饼的说：“掌柜的，我看这瓷盘子您每天在上面‘乒乓’地抹馅，没准儿哪天就给 ［cei］了，一钱儿不值，我给您买只搪瓷的盘子，又结实又好看，您把这个瓷盘给我，我挺喜欢这盘子，咱俩换换，您看行吗？”

曹师傅说这话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掌柜的一听，拿搪瓷的新盘子换他的旧盘子那当然值了，要知道搪瓷的东西在当时还是稀罕物呢！于是立马儿就答应了。卖馅饼的做梦都没想到曹师傅是干什么的。

“你猜怎么着，小陈？我拿着换回的这只盘子卖了几千大洋，宣德青花，那可是宝贝啊！把姑娘嫁了，还剩下很多钱。”他一边画圆圈似地晃动着身子，一边满脸得意地讲述这段得意的往事。

还有一位师傅是赵嘉章，琉璃厂韵古斋出身，五十多岁，他是明清官窑专家，眼睛厉害得很。我很喜欢这位师傅。

唉！如今我的这些师傅们都不在了。想到这些几十年前的往事，真有恍如昨日的感觉啊！

有一天，我和曹文铎师傅看门市，来了一位顾客，拎着一个包儿，进门把包儿往八仙桌上一放，曹师傅知道他是来卖东西的，就说：“请您把包儿打开。”

行里规矩，卖货的不管是谁，一定要让他自己打开包儿。

那位卖东西的打开包儿，原来是一件类似宜兴茶盘子或文具盘的东西。

曹师傅一看，不动声色地说：“你要出让？”

对方回答：“是。”

曹师傅说：“那好那好，这个茶盘很容易碎，再说脏了也不容易洗，您看，上面的蓝墨水就洗不掉了。”

我一看盘子的上面的确有一圈蓝墨水儿的痕迹，兴是放墨水儿瓶的结果。卖东西的很快就出让了，可能仅十几元钱。

顾客刚一出门，曹师傅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兴奋地对我说：“小陈，赶紧拿后面去，明天送故宫！”

我一愣！“这是什么宝贝呀，能送故宫？不就是个茶盘吗？”

“你看这文字，这是有名的《河洛图盘》，杨彭年制，这可是重要物件，是真的！”

我也立刻注意起来，盘子上面刻着文字：

杨彭年，清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江苏宜兴人氏，善制砂壶，其壶虽随意制成，亦有天然之致，若寻常贻人之壶，每器只二百四十文，加工者价须三倍。

我大吃一惊，曹师傅这不是给姑娘凑嫁妆的故技重演吗？眼睛这么厉害！好家伙，真是神了！我也不敢怠慢，拿到后面内柜，找了纸墨，做了个扑子，就把文字、花纹拓了下来，这张拓片至今还保留着。

第二天一早，送到故宫后，他们立刻就收购了，而且价格不菲。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旁观了古董买卖的全过程，印象很深，觉得很兴奋，并暗下决心，得好好干。

看到这儿，您可千万别误会，您可能会认为，怎么你们文物商店还像解放前的古玩商那样，干那种“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低买高卖的勾当。不是的，文物商店成立以后，我们收购的是流散文物，由于经历了社会大动荡，有时老百姓手里的重要文物［也就是宝贝吧］，因为老人故去，后人大部分不知道它的真正价值，随便几个钱就给卖了，但真的向他讲，您这东西值多少多少钱，他反而就没底了，以为还值更多的钱，不卖了，那么这件东西可就玄了，结果会不得而知。为了不发生这种情况，收购时先低价收进，再按卖主户口簿的地址去给补钱，曹师傅就是这样干的，您可别见怪。

有一天早上门市开门后，打扫完卫生，我隔窗往外望去，忽然注意到有两个男子一前一后，向悦雅堂走来。于是赶紧开门迎接。

“您好，老徐在不在？”走在前边的那位年轻人用很浓重的四川话问我。

“在——”我回头喊了徐师傅一嗓子。

徐师傅从内柜出来，一见年轻人，脸上堆满了笑：“您好，田秘书，陈秘书，请进！”

等二位都进到内柜后，徐师傅临进去前回身小声儿对我说：“毛主席的大秘书”。

“噢！怪不得。”

自打那以后，田秘书和陈秘书常来，他俩总是形影不离，我也就和他们慢慢熟了起来。田秘书就是田家英，陈秘书叫陈秉忱。

我很喜欢田秘书和陈秘书，他们身上没有一点架子，和你说话的时候脸上总是和蔼的，似乎还有点腼腆的表情。

他们来这里，无非是找些他们喜欢的书法、信札，或有用的资料。为了表达对他们的热爱与尊敬，我就有意留心这些东西。田秘书特别注意明清两代的书法，如字条、对联、书札、手卷，他都喜欢看，而且这些东西很便宜，几元钱、十几元钱就能买件很有名气的书法作品，现在王铎一幅字轴能卖到十几万、几十万，那时十几元、几十元就可买好的了。

有一天，田秘书和陈秘书相随而来，我忙把一副包世臣的对联拿给他看。我问他：“您喜欢吗？”

田秘书很专注地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小陈，这副对联有问题，不对。包世臣的字肉多但有骨，这副肉多无骨——软，下次我带副他的字你比较一下。”

我当时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对一个小青年哪会认真到这种程度，真没想到，没过几天，他真的带来一副包世臣的对联给我看，让我把店里的那副拿出来，两副挂在一起比。这一比，显然大不一样。我心里想，田秘书又不是书画鉴定专家，他的眼力怎么这么好呢？

他不但自己选些字对儿什么的，遇到好点的碑帖、字条，他先送给毛主席看。

有一次，谢子陶师傅下户采购，拉回一三轮车［人坐的那种三轮车］碑帖。这批货一律的瓷青帖面，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还有一套《三希堂法帖》，三十六本分装四个箱子，一色的楠木面，楠木箱。正赶上田秘书在，他就在车上看了看说：“等定了价，给老板送去。”

他们称毛主席“老板”；毛主席身边的人都这样叫。

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我和他们这些大首长越来越熟了。有时他们来的人多，店里就我一个人，怎么办？我就把他们让到后面的内柜，把所有的抽屉、柜子打开，让他们随便看、随便选，我一个人到外面去，保证他们的安全，反正都是首长，没有问题。

你看田家英不但文章写得好，人也长得帅气。

“田秘书，听徐师傅说，你十三四岁时在成都药店当学徒，在报上为一个学术问题和一位名教授展开辩论，最后您把那位名教授驳倒了，那位教授非要见见这位对手，见面一看原来是个孩子，惊呼您是神童，是真的吗？”我问他。

“真的，真的。”陈秘书在旁边笑着说。

“啥子真的，他不叫我神童怎么下台么！”田秘书笑着搭讪。

悦雅堂虽说规模较小，但由于是综合门市，所以各界人士来这儿的很多。除了像田家英这些首长以外，我很快发现，经常来悦雅堂的还有几位老先生，像大书法家傅增湘的后人傅仲模，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小老头儿关祖章，还有一位一米八左右的老先生孙老。

他们几位时常光顾悦雅堂，有事没事就来店坐坐，喝喝茶，聊聊天，有好东西了，就拿给他们看看，真有点像老舍写的《茶馆》里的景象。

傅老那时已经很老了，拄个拐棍，背也驼了，喜欢玉。他是个玉器收藏家，玉件拿在手里，一看就知好坏，所以即使东西已经收进来了，店里的师傅也要请他老人家掌掌眼。

一天，推门进来个五十来岁的人，身穿一身蓝色干部服，头戴蓝色干部帽，白白净净的脸上戴一副黄边眼镜。在当时，在人群里身着这一身打扮，就像一滴水滴入了大海，很难再被分辨出来了，但那位先生身上特有的气质却非同寻常。

“启先生您好，您好。”徐师傅满面笑容地迎了上去。

启先生手提一小纸包，眯着眼笑眯眯的，见到徐师傅及其他人都规规矩矩轻轻弯腰鞠躬，真是和蔼极了。

“您好！您好！”启先生也答应着。

徐师傅说：“老没见您了。”

“没事，随便看看。”

他一边说，一边把手中的纸包放到八仙桌上，再把帽子脱掉，也放到桌子上。

徐师傅问：“您这是什么好吃的呀？”徐师傅看着桌上的纸包儿。纸包儿上已有油渍浸出来了，散发着酱肉的香味。

“我在隔壁稻香村买了点酱肉，嘴馋！哈哈。”启先生眯起眼睛笑着。

“您很长时间没来了，想找点什么看看？”徐师傅一边陪着启先生，一边搭讪着。

“是、是、是，有点忙。我没事，随便翻翻，您甭陪着我，谢谢，谢谢！”

苗子先生一晃九十多岁了，生日聚会上李瑞环、郁风等为其庆祝。

这个老头一看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特别随和，有礼貌，还有点幽默，他一个人在帖架子上随便翻看着，旁边的师傅们有一句没一句地和启先生闲聊着。我在一边想，这位启先生会不会是启功先生？

等快关门了，启先生离去，我就问徐师傅：“这是不是启功先生？”

徐师傅说：“是啊！你不认识？”

“不认识，知道这名字，没见过。”

“有阵子没来了。”徐师傅说道。

自打那次见到启功先生以后，我就经常见他来悦雅堂，他好像都在下班前后来，每次，多半都买一包稻香村的点心、肉食之类的东西。慢慢地，我就和先生熟了起来。

一九六四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我与赵存义、李心田二位师傅一组，到成都采购。住下不久，我们就开始和当地文物店、客户联系。客户，就是当地有古董字画的人家，准备出让的专等我们来，原因是那时这些人家并不愿意让当地人知道他家有什么，卖了什么，再者，我们在收购时要比当地的价格高得多！

我们到当地文物店后一看，东西可真多，旧墨、旧砚摆满了柜台。墨呢，一盒一盒的，很多是明朝墨、康熙墨，一绽只卖几块钱。再看那砚台，多是乾隆“子儿石”，天地盖也很讲究，一水儿的整挖，不是梓檀就是黄花梨的，很少有一般木质的，砚台很多有刻铭。再看，那些古董、书画，也便宜得很。

我们下户收购才知道，收藏二三百方砚台的藏家，在成都不算什么稀罕事。二三十元钱就可以买到一方硬木盒子“子儿石”砚。我们就足足地一收，成箱成箱地发回北京，心里真是美滋滋的。这些货运回北京，售出的价格都能翻十倍、二十倍，要是留到现在更甭说了。书画也是如此，但没这么多，大幅的徐悲鸿画的七匹马才卖七十块钱。

在成都，我有幸认识了刘少侯老先生，他可是张大千的得力助手。张大千造的假画，凡是宋元、石涛之类的旧画，其旧裱工完全出自老先生之手。张大千出国后他留在国内，那时就在成都博物馆干他的裱画行当，五十多岁了，孤身一人，好喝酒，无论走到哪儿，兜里总装着一瓶“回沙郎”［就是现在的“郎酒”］，极普通的包装，两块多钱一瓶。他是北方人，遇到我这个老乡，分外亲切，一有机会就拉我一起吃饭、喝酒。

一九六五年初，我又和李孟冬师傅、王鲁师傅三人一组去江浙一带采购，首先到的是上海。

李孟冬师傅是我常常想起的人之一，我虽没有正式拜他为师，但仍在李师傅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他看起画来，干脆利落，毫不犹豫。他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落款上，只要款子没问题，他很快就能断定下来是真是假。

前些日子，我到黄苗子黄老那里去。黄老都九十多岁了，我看他忙得很，手里拿着一沓子纸张，就问他：“黄老，您在忙什么？”

他说：“我正在整理‘八大’的年表，最近就要出版了，你看，这是启老送我的八大山人字帖。”

我接过来一看，上面有李孟冬的字样。

“这是李孟冬送给启老的，好多年了。”

“黄老，这是我师傅，他在世时我们常一起出差。”

“是吗？那太好了，这人了不起，眼睛厉害，你知道吗？早些年李孟冬在上海买了一张元朝倪云林的山水画，行里人都说不好，等后来张珩看到了这张画，说这是真的，是张好画。李孟冬当即表态，白送故宫。您看绝不绝，真是的。”黄老这个小老头儿说起这件事，满脸放光。

我们三位在上海期间照例到文管会报到，到上海古玩市场、朵云轩等处选货。上海的朵云轩其实是北京荣宝斋的分号，当时的经理叫梁子衡。在他那里选了一些货后，很快转到杭州。

我们到杭州文物店去办事，一进门，看到店堂里很多人，再一看，嗬！几乎都认识。康生、陈伯达、田家英甚至还有胡绳等都来了，都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还是田家英先看见了我，眯着眼睛笑嘻嘻地问我：“小陈，您来这里做啥子吗？”

“来采购”，当时我没深没浅地也问他们，“您们干什么来了？”

田家英仍然笑眯眯地说：“我们也来采购嘛。”说完，康生、胡绳他们一起哈哈大笑。

这一年是一九六五年。在我们遇到田秘书之后不久，还没有离开杭州，突然天降大雪，气温骤降。据当地老百姓说，杭州地区六十年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西湖四周的景色都被大雪盖了个严严实实。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呢？因为这段记忆正好和我们国家要发生的重要事件联系起来了，在不久后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才从大字报、小字报和各种宣传材料中得知，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会议，史称“十一月杭州会议”。这次会议就是为一九六六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

我也万万没有想到，杭州那次见面竟是我和田家英相见的最后一面了，当时他笑得那么开怀，他是那么年轻，那么有风度，那么潇洒，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我的学徒生涯到了一九六五年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即将进入尾声，而我们的国家也即将进入一个异常艰难的历史阶段，并长达十年之久。

（摘自《往事丹青》，三联书店2007年8月版，定价：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