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和海外，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且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的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辨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例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大历史”观使黄仁宇先生对历史多了些理解，而少了些批判。这显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应当极力提倡的一种态度。注意到那些充斥于书肆坊摊的极力“妖魔化”自己研究对象的大量历史作品，我不能不深感黄仁宇先生书中对他所接触到的国共两党人士的描写，颇具启发性。当读者在国共关系中看到太多血腥和仇恨之后，猛然注意到身为共产党人的“田（汉）伯伯”与国民党的众多将领竟然存在着那样深厚的私人情谊，一定会像我当年在台北读到国民党中央谈话会记录时一样，备受触动。因为，那些在我们印象中从来都是代表上层有产阶级的国民党骨干，当时却在大谈应当立行财产登记，拒绝资本家、官僚毒化国民党，必须使党能“代表农工及被压迫民族被剥削的人民，实行民生主义”。

台北中央研究院当年设置近代史研究所时，曾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反对。其理由很简单，这段历史距离今人太近，目前还没有客观研究的可能与条件。今天看来，这种看法并非杞人忧天。当我们今天研究秦始皇时，由于过去的时间久远，我们既会带着遗憾的心情分析他何以焚书坑儒，也会带着欣赏的态度研究他如何一统天下。而当我们研究蒋介石或毛泽东时，由于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甚至至今影响尤存，因此很少有人能够像对秦始皇那样，丝毫不带个人主观色彩地去描述他们的功过是非。尽管，当我们真正深入到他们内心世界去的时候，可能会发觉他们其实和我们周围许多人一样，无论他们按照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当年做错了什么，其主观上未必真有任何邪恶的动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他们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也只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冲突的表现。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去加以检验，不是仅仅从道德的角度，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他们对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历史作用。进而再放眼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以比较他们的作为哪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哪些滞后了历史的发展。更何况，我们今天仍然无法消除，也不应当试图消除社会上不同观点的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历史上的人物一定要按照我们今天并不一致的观点去生活和行动呢？与其雄心勃勃地准备充当可以裁判一切的上帝，而冒可能重演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悲剧，不如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学会在道德批判问题上尽可能保持沉默。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种事说来容易，做来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学习黄仁宇先生那样，努力放大我们的历史观，即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到尽可能大的时空中去观察，同时尽可能减少我们的道德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响。黄仁宇这样试过了，我们后来的人理应比他做得更好。

一方面提倡“大历史”观，相信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之类的主观意志会因时空的影响而有别，不赞成美国学生讨论现代中国历史过分强调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或共产党“太过暴力”，但另一方面在叙述自己的内战经历时，却不断使用“残忍”之类的字眼来表达对自己当年对手的道德评价，这是黄书中明显存在的一个矛盾的现象。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的时候，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进而一举打败了国民党。他反复提到的四平街战役，在中共的军事史上是最著名的几场败仗之一，因此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所谓“战术”，即使存在，也只能是个失败的战术，它并不足以反映中共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

其实，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一点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地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十九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1927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自不必提，长征途中湘江一战就曾损失三四万人，西路军两万人在甘肃河西走廊甚至全军覆没，皖南事变时一个军部被消灭，1946年四平街一战也伤亡近两万人，但是，它却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也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造成的结果。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呢？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的，由该校亚洲文化研究所编辑的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韩战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廿六、廿七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其中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以知道的是，志愿军士兵的成份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三分之一左右，[1]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却已经发生了转变。因此，在韩战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也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2]

一个15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3]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此次新的任务号召后，不知道是否能回来。我家里还有困难，怎样办？经过全班的反复讨论，我们不是去侵略别人，而是抗美援朝，家里人民政府一定会照顾。看到同志们的信上说，优待军属如何好，我的问题才解决了。”[4]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20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也很自然。近来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论文，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5]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既然能够注意到普通农民被影响整合的情景，何以看不到集合在军队中的农民士兵会更加效命呢？

黄仁宇先生书中最主要的主张就是“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就是认为不应当把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党派或一个事件一时的社会政治效果绝对化，相信只有把中国150年，甚至是更长时期的历史视为一个单位，才能看清它的事件之间的内在历史逻辑及其真实的意义。因此，历史家学应当避免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好恶，来做道德和或是非的武断评判。他解释说：“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认为）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关心的是更直接的问题：‘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如此才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简而言之，历史学家应当致力于说明历史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应当为它们一一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

十分有趣的是，黄仁宇先生其实仍是一个性情中人。书中多处提到他在美国教书，不时与美国学生及同事争辩的情形，就极能反映他的这种个性。而以其如此倔犟的性格，要想对人对事完全做到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并不容易。黄书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的描述和说明，就没有能够完全站在“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这既包括他对国共内战的描述，也包括他对自己在美国学界遭遇的说明，笔下都有明显的情感流露。给人感觉是他不断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因此，当我在读到他详尽解释自己为何会被学校除名，又如何因为这部或那部书稿而与费正清、柏金斯、莱特等美国教授发生分歧或争执的种种内容时，不能不认为他太过张扬了自我的感受。我当然不是认为他被学校除名不值得同情，特别是他描述家人因此而备感困窘和屈辱的情形，当然要为他抱不平。问题是，他所谈到的不幸遭遇，以及与美国权威教授的种种磨擦，与他所受到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提携相比，实在不可以相提并论。而把将近二十年前尚未成名时遭遇不平和阻力的种种感受，用数百页的篇幅发表出来，“一吐怨气”，去赢得那些对此毫无经验的华人读者的同情，这对一个主张用“长镜头”看“大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否确有必要呢？事实上，即使不提几十年来大陆许多知名或不知名学者的遭遇，就是与那些在美国历经坎坷却始终不曾得到白人权威学者承认和提携的华人学者相比，他的境遇也实在好太多了。

不过，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问题在于，正像黄仁宇先生所强调的，价值和道德这些东西是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转换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过分的行为，昨天看却可能是正常现象；包括现在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人权问题，在越战结束前连现在最强调人权的美国政府都不放在眼里。又何况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影响到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同所造成的认识差异呢？即使到今天，人类社会中仍旧存在着价值判断上的极大差异，并非那么不可思议。一味地强调某种价值观或道德观，结果势必会制造出太多的争论和对立，无助于认识历史和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

[1] 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第4卷，第551－563页。

[2] 在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的1951年3月1日第80师政治部所做的总结报告中说明，该师入朝以来逃亡95人，临阵脱逃33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八十师政治部：《入朝作战战时政治工作总结》，1951年3月1日，同前引书，第103页。

[3] 《叶生明入团志愿书》，同前引书，第2卷，第1－2页。

[4] 《许泗才入团志愿书》，同前引书，第2卷，第9－11页。

[5] 见钱文忠：《当代中国的劫魂运动》，《百年》第4期，1999年7月。

[6] 台北党史会藏，特交档案（党务）012卷40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