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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妇女研究近年来已成为美国汉学界的显学之一。学者对妇女议题的著墨也由过去蜻蜓点水的点缀或大笔挥洒的综论，转趋细密的定时，定点研究，许多过去受忽视的现象或人物，於是一一成为严肃探讨的对象。汉学界妇女研究的成果既已逐渐累积，则由点，线而成面，重新出现较宏观的著作，此亦其时也。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一书正是这样一部著作。书名所谓「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即指汉学界一般所称之「盛清」时期(1683-1839)。再者，作者在书名中虽然没有明言，不过全书其实集中在江南地区妇女生活的探讨上。至於「Precious Records」一词一方面指涉书中用以代表盛清妇女典范意识的《兰闺宝录》一书，一方面暗示现代妇女史学者珍重处理各种妇女材料的心情，更重要的是点出妇女史研究成果对整体历史观的重要影响与启示。 虽然作者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在导论中谦称本书只是初步尝试处理十八世纪这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中国妇女之感受，信念，与行为，然而笔者以为本书其实是近年美国汉学界最重要的妇女史著作之一。首先，以整体的视野而言，作者扫描了影响十八世纪妇女生活的各个层面，举凡政策，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心理等皆包括在内;故妇女由为人女，为人妻到为人母的角色转换，经济发展与妇女劳动价值及生存率的关系，文化价值与德言容工的修养等等，在在属於作者鸟瞰的范围。视野的宽广使本书的成就超越个案的分析，更促使作者在方法学上尝试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所以文学作品才会成为本书立论的重要材料。第二，作者有意识地将妇女置於十八世纪历史的中心地位，揭露男性中心史观的不足之处，由女性角度出发，探索新的历史议题。换言之，这是一项「改写历史」的工作，或说是改写五四以来一部旧的「妇女受封建制度压迫史」，重探明清两代在社会/政治/经济上的剧烈变化与性别关系的强烈互动关系。同时，在此一尝试过程中，有关妇女的记录以及出自妇女之手的文字纷纷出笼，是一项让沈埋的女性图像得以「浮出地表」并且自我「发声」的努力。第三，作者以一名西方历史学者的身分，延续近年学界反省汉学研究中「东方主义」的精神，试图以更加自觉的学术眼光面对中国这个作为「他者」的研究对象。作者自觉地承认曾受西方学术的影响，但强调自己认知到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拒绝以西方的范式(Western paradigms)为解读中国历史的准绳。此言自然陈义颇高，不过，这种研究态度不但对应著当前的学术潮流，也激发了若干值得吾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在提纲挈领的导论与结论之外，本书的章节安排标示了作者对十八世纪历史关怀的几项重点。作者首先勾勒十八世纪性别关系的大致风貌，继之图谱当时妇女的生命历程，进而分析妇女的四种活动——文艺活动，娱人工作，劳动工作，以及宗教活动。其中，文艺一项的讨论集中於江南地区上层阶级的才女文化;有关娱人工作的章节主要探讨青楼文化;劳动工作的讨论区别「妇工」的普遍意义与阶级意义;至於宗教活动一章则分析信仰对妇女生命的重要性，以及妇女对中国佛道发展的影响。大体说来，全书研究的对象涵括了闺秀，普通妇女，以及青楼，讨论的议题则围绕著传统「德言容工」的妇德标准，体察当时各阶层妇女对此四项修养要求的配合或背离。作者的研究策略乃由个别妇女族群的生活特徵出发，但又试图跨越阶级的藩篱，寻求妇女生活的共相，而本书的宏观性亦即建立於此。 本书第一章的〈导论〉其实已经清楚陈述了作者的研究企图，策略与中心议题。简而言之，研究的出发点仍在探讨妇女的「主体性」(subjectivity)问题。这种论述其实植基於当代学者对男性/传统/主流文化的批判，也就是说在传统历史书写中，妇女生命的呈现乃源自「男性的凝视」(male gaze)，因此妇女的主体性无从寻觅。新的研究则由女性本身出发，重新建构女性企图建构主体性的过程，换言之，是一种双重的建构。本书的方法学涉及此一关怀者主要表现在研究所使用的材料方面。作者自言将合并两种材料，首先是大量利用妇女本身的作品，特别是她们创作的诗词;另一方面，也将男性文人有关妇女的写作纳入考虑，包括妇女传记，诔文，地方志，以及奏议等议论文字。当然，尽量发掘妇女本身留下的文字记录是近年来妇女研究的主流之一，只是妇女的书写多半属於文学创作，在运用到历史研究时常牵涉复杂的诠释问题，事实上，本书作者也自觉菁英妇女的诗词并不能代表广大妇女的实际生活。对这个问题她提出了一些弥补的方式。首先，作者力图同时考虑妇女作品以及历史脉络的证据，包括盛清的各种政策文书;第二，反省女性与历史大环境的互动关系，因为历史环境如政策/市场/品味等等皆会影响妇女的生活，而反之亦然;第三，全书虽以盛清为中心，但将同时观照晚明与晚清，藉以突显盛清作为妇女史上一具有特定意义之时期的特点。 以下即就本书的重要论证，以笔者的观点举出四项略作讨论。 一、从晚明到盛清 本书所有的立论都建立在盛清时期於妇女史的特殊意义上。作为中国近代的两大朝代，明清时常并提。就妇女研究来说，「明清妇女史」更俨然是理所当然的研究范围。不过，本书作者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也就是盛清时期本身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围，与前後的历史时期有重要的区别。她认为晚明的社会与文化虽然极具特色，但历经明末的崩解与清初的重整之後，到了盛清时期，中国已经建立了另一套价值观，使得社会与文化呈现与晚明大不相同的面貌。就妇女史而言，明清两代当然有许多共通之处，例如女学自明而盛，才女辈出，至清亦未曾或衰。不过，作者特别指出，虽然明清之间不乏存续，但是满州入关导致的文化裂变仍旧改变了性别关系，同时也造成了迥异的才女风致。根据作者对盛清时期的描述，这段期间人口急遽成长且流动频繁，经济体质转换，学术风气丕变，官僚体系与人民的道德及物质生活紧扣，同时，盛世的阴暗面也逐渐浮现。据作者的分析，盛清社会的蜕变对妇女生活产生许多影响，例如，清政府的政策注重家庭价值，提倡贞节观念，抑制娼妓文化的发展;地方官吏之奏疏更时常提倡妇女劳动的经济价值，或者议论妇女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力。官方的议论一再强调有德妇女对治国齐家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自然对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产生影响。作者就提出了一项有趣的观察，在统计明清两代的妇女传记後，她发现明代多记录殉夫烈女，而清代则多守节节妇，由此不但可以看出明清之间贞节观念的转换，更足以概括明清妇女理想典型的问题。 在知识分子的文化论述方面，朴学的兴起不但引发对古文经的兴趣，也挑起学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怀;他们由考证之学而观察古代女学，从而对当代的妇女生活提出议论。盛清的男性学者重新发现古史中的女学者，并将闺秀才媛等同於德妇，从而与盛清时期提倡的家庭道德价值论述(familial moralism)结合。盛清时期的妇女论述於是与晚明以「情」为重的论述大相迳庭，章学诚的〈妇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此外，学者也由经文的证据热烈讨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贞节烈」的定义，并质疑当世的未嫁贞女等习俗，试图使妇女的节烈行为符合「礼」的真正精神。 在官方政策，知识分子议论，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的配合下，盛清时期出现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妇女评价标准。本书即以两种女性的空间世界来代表晚明与盛清的妇女价值观:一是青楼，一是闺阁。晚明的青楼名妓是文化的象徵，不但是男性菁英文化的汇集处，与名门闺秀也不乏亲密的交流。但作者在本书中清楚地证明，青楼的地位在盛清时代已然陡降，青楼与闺阁泾渭分明，也不再处於文人文化的中心。闺秀以女儿/妻子/母亲的身分占据盛清的文化论述，打压青楼的文化地位，以才德兼具的形象取青楼而代之。甚至在两性关系上，闺秀也可以一方面以文才取悦男性文人，夺去青楼名妓原本的功能，一方面却仍可以强调自己的道德权威。在本书的论证中，闺阁这个女性空间於是成为盛清时期妇女才德典范的象徵。 二、才女的文化象徵 妇学及才女文化是十八世纪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而本书则首先以社会经济的层面来考虑盛清妇学的兴盛。作者发现盛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促成人口大量成长，也使得妇女存活率提高，同时，社会对妇女「投资」的意愿也随之提升了，有才之女甚至成为上层阶级的象徵资本。妇女教育在盛清成为婚姻的重要条件，代表女家的门第修养，也成为夫家的炫耀资财。文艺教育於是造就了闺秀才女，也激发了大量的妇女文学作品。作者指出，盛清时期女性作品经常得以出版，使女性有机会藉由文字游走於家庭与公领域之间;而妇女从事写作虽然并无实际功能，但是创作与流传也使妇女有机会建立自我的主体性。同时，妇女文艺活动如此兴盛，已隐然挑战文化的基本规律，知识分子的议论对此或指摘或支持，因而形成了盛清时期重要的论战。 作者在此处再次提出当时学术风气对妇女问题的影响。朴学由经典出发，展开对理想女性典范的争论，并试图重建才女传统，於是出现了两种理想女性的意象:一是严肃的女师形象，二是优雅的咏絮形象。盛清学者希望藉此压抑明代的才女风流，而以道德意义重建当代才女传统，也就是要以有德的才女作为盛世文化高度发展的象徵。在两种理想女性典范中，班昭成为前者的代表人物。盛清学者由经典的证据重新全面体认班昭的学者身分，将她视为道德导师兼家学传承者。这一类型的妇学在世变之际，其重要性甚至可以由家学传承转为文化的整体继承，这也就是章学诚在〈妇学〉中许为正统的理想女性。在此一论述中，盛清才女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妇学的本来面目与旧日荣光。另一方面，咏絮之才的形象则以谢道蕴为代表。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个颇为耸动的理论，她认为这第二种理想女性必然以幼女的形象出现，以女儿的身分面对年长的男性知识分子，从而得到关爱与支持。作者在此所暗示的，正是男性文人在支持才女文化时可能潜藏的一种性幻想。此种男性文人与才女的关系，以袁枚及随园女弟子为代表。随园老人认为妇学的最高境界即作诗，也特别欣赏幼年女诗人发自心灵的纯净诗情，因此幼女与老人的互动关系在袁枚的例子中可谓格外突出，而袁枚受到时人的攻击也正是为此。本书作者的说法不但对应了时人的恐惧，恐怕也不乏事实的根据。本书在此一问题上并未继续发挥，不过笔者以为此一看似唐突佳人的理论在明清才女的研究中其实具有严肃意义，值得深究。另外，本书以班昭/章学诚对照谢道蕴/袁枚，代表妇学的两种可能性，而这种对比其实在清代女作家本身也不乏其例，例如本书所讨论的完颜恽珠就是前者的当然代表，而作者在对恽珠其人多所著墨之馀，却未曾举出与她相对的例子，可能会使读者误以为盛清的妇女论述已然完成统一，未免可惜。此外，笔者也以为袁枚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例子，但是如果要进一步探讨，则必须注意他的女弟子除了少艾幼女之外，也有如骆绮兰这般历尽沧桑的成熟女性。男性文人与才女之间的关系，显然还有太多复杂的可能性。 当然，本书之所以特别标举完颜恽珠(1771-1833)，正是要突显此人在盛清时期的代表性。恽珠於1831年出版《国朝闺秀正始集》，蒐集当代的妇女作品，此书由恽珠的三名孙女校订，在她死後又由孙女妙兰保续编而成，堪称清代前半妇女文学成就的总集。恽珠之所以编选此书，是因为她深信诗可以表现闺秀之道德情操。惟其如此，故恽珠刻意与晚明青楼才女传统划清界线，强调自己的「清代身分」。作者指出，以恽珠为代表的盛清女性对「内外之别」自有见解，认为女性的家庭角色对公共领域也能发挥影响，而女性其实是处於政治论述及美学表达的核心，其权力恰正来自妇女身处闺中的身分(cloistered position)。支撑妇女这种自我认知的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外之别的观念，而作者也特别强调这种内外之分不同於西方的私(domestic)/公(public)二分法。在盛清闺秀的推理中，深处闺中的女性在扮演妻子/母亲的角色时，已成为道德的表徵，成就其夫/子在外的功业，同时也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所以内/外虽然区分，但并不隔离。盛清时期才女的文化象徵於是建立。 三、从才/德之争到文/工之分 在本书作者的勾勒中，盛清时期妇学已成为学者的论述焦点，而才女也成为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经过闺秀如恽珠者的努力後，妇女之才与德的冲突似乎可以达成和解，使妇才成为妇德的一种表现，并且象徵盛世的教化德泽。不过，本书作者要继续面对的问题，则是妇女的文艺之事与「妇工」的关系。在作者的认识中，劳动是传统妇德的基础。她指出男性在功成名就後就可免除体力劳动的义务，而劳动却是所有良家女性身分及德行的象徵——只有娼妓不须从事劳动。所以「妇工」-而非才学-才是良家闺秀与青楼女子的分野。同时，在官方政策方面，清代的地方政府以每一农户皆可在衣食上自给自足为经济理想，为确保农户生产力，以备粮荒，保税收，同时塑造人民家庭价值观，故大力提倡妇女从事有助於家庭经济的工作。皇室的农桑之礼更强调嫘祖崇拜，用以鼓励家庭丝织业的发展。在这种官方论述中，妇女的劳动同时具有经济与意识型态的双重价值。本书对江南农家妇女的劳动情形亦多有探讨，但笔者在此则以闺秀及妇工的关系为重点。在闺秀的实际生活上，江南上层阶级家庭的妇女固然多受教育，但妇职(妇工)仍然先於文才;同时，闺秀在婚後常搁置文事，专心家务，此即许多女作家在作品中一再抱怨的所谓「米盐」之累。多半的闺秀一直要到进入中老年，家政逐渐交给下一代，其才学才有再次发展的机会。妇工既有如此的象徵与实际意义，本书自然要提出女性的写作活动所牵涉的一个重大矛盾:一方面，获得盛世教化的闺秀应极力发展文艺之才与道德潜能(aesthetic and moral capacities)，但另一方面，女性又应该专心於妇职的劳动工作。文才与妇工的互动关系，於是又成为妇女论述的焦点。 本书对妇工这一观念的分析同时关联闺秀与一般妇女，是一个具有普遍重要性的议题。不过，上层妇女的劳动价值在本书的讨论中显然更倾向於意识型态方面，而与实际的经济效益关系较远。事实上，在妇女人口金字塔的顶端，劳动常常只是一种故作勤俭的姿态，不能当真，例如后妃养蚕之类的仪式即是一种示范性的姿态。当然，就笔者涉猎的清代小说来看，小说家的治家理想也的确包括全家妇女的共同劳动，例如《红楼梦》以及其几种续书，以至於较晚期的《儿女英雄传》等等，都有大家族企图以妇女的勤俭及劳动来兴家的情节。诚如作者所归纳，妇女的劳动方式亦依阶级而不同，从编席以至织棉，缫丝，而最精细的劳动则是闺秀也会从事的刺绣。刺绣是闺秀免於劳役的替代性劳动，不但是一种身分象徵，也包含了其他的象徵意义，例如其道德修养，勤恳的持家态度，乃至於低首捻针所表现的性吸引力等等。笔者以为此处牵涉的问题其实颇为复杂，例如闺秀本身在作品中如何看待妇工的要求，刺绣究竟是妇工之正统表现还是奢华的象徵，刺绣在「勤恳工作的表现」与「闲逸阶级的记号」之间的摆汤，刺绣如何使妇女本身成为审美对象等等。诚如作者所提示的，才女与妇工是两个既彼此冲突又互相依附的观念，却也是未来研究的可能方向。 四、宗教与妇女 本书的另一个著力点是宗教活动与妇女的关系。当然，宗教与妇女并非新的研究领域，只不过这方面的学术讨论一向比较偏重民间宗教与妇女的研究，反而是上层妇女藉由宗教追求超越的现象受到忽视。本书作者则透过妇女传记，让读者除了儒家道统下的贤妇烈女之外，也接触若干修道女性的事迹，发现一些对自己的人生作出不同选择的女性。本来在儒家的家庭建构中，良家妇女并没有独身的馀地;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也有极少数的女性得以尽孝为名，逃脱婚姻的义务，而终生致力於个人宗教心灵的超越。另外，根据作者的理论，即使是遵从婚姻要求的女性，在五十岁左右进入生命转折期，也常常致力於超越此生，转向宗教追求，弃绝世务与情欲。宗教对闺秀生命的重要性何在 华严经等宗教经典对妇女的影响力如何 抄经会产生什麼精神作用 妇女在接触特别艰涩的佛教经典时，可能引入僧尼讲法，是否违反不与三姑六婆交往的教训 这些都是本书所抛出的问题。 根据作者的论证，妇女在完成对家庭的义务之後，藉由宗教转向内心世界的探索，在清代是受到政府鼓励的。但另一方面，官方却强烈谴责家庭外的宗教崇拜活动。盛清皇室重修江南佛寺，地方也热衷於修建进香胜地，所以江南地区进香活动兴盛，也吸引了大量民家妇女进香逛庙。此举颇有打破闺房疆界的危险，无怪乎知识分子及地方官员认为是社会失序，道德沦丧的徵兆，在其议论与奏议中对此一现象表达了深切的焦虑与恐惧。作者也特别指出，进香妇女是否发生「淫行」无可证实，但集体活动的确可能引起宗教性的狂欢，甚至发生以诉诸肉体的痛苦(如肉体焚香)以达到心理解放的情形。 佛道等宗教为妇女在儒教规范以外找到缝隙，丰富其精神，稳定其情绪，使为人妻母，守寡，年老者都能得到心灵慰藉。本书也严肃地指出，妇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极大，应该是佛教史学者的一大挑战。同时，作者也直言，如果不从男性知识分子的角度，而改从妇女的角度来看的话，则吾人对佛教史的研究就可以发展出新的视野——当然，这正是本书所强调的女性中心史观的一个绝佳例子。 以上归纳的几项论点都是作者针对在导论中所提出的问题而发展出来的，而在最後一章的结论中，她又在主议题之外提出了一些十分有趣的问题。例如:盛清时代江南上层阶级妇女既然普遍有受教育的机会，那麼以才女留名或有作品流传者为什麼多半集中於苏杭等少数地区呢 作者於是针对各个地区加以解释，如扬州等地青楼文化在清代不受重视，故妇女作品不被记载，其地在女性文学上的重要性遂为苏杭取代;桐城学风保守，妇女著作出版机会随之减少;浙东风气与浙西大不相同，民风纯朴简素，故妇女文学的发展远较浙西萎缩等等。这些虽然只是概略性的猜测，但对清代妇女文学的研究皆当有所启发。延续此一关怀，作者也对地方学派的文学/美学理论如何影响当地妇女文学发生兴趣，例如常州上层女性多以家学教子成名，於诗词创作亦多有发挥，这是否与常州之阳湖学派以及常州词派有关 这些议题都有待文学学者与历史学者共同探讨。 作者也在结论中强调，中国本来就有男性记录妇女的传统，而盛清妇女受此启发，更进一步试图建构女性自己的历史。妇女对历史的建构尤其突显其美学的感应能力，这或许是因为文才是一种个人化，不牵涉妇女对夫家之奉献义务的才具。同时，妇女也藉由创作戏曲，小说，诗词等来拓展自己的可能性，从而创造自己的历史感。本书也再次以恽珠为例说明妇女之历史感如何建立。恽珠之《兰闺宝录》(1831年)的写作动机仍在证明闺阁的道德基础植根於妻母的权威。恽珠在此书中更明白地显示她对盛世「教化」的信仰，所以她刻意收录边疆妇女的故事，证明盛清已将中原文化远播至边疆。以此观点看来，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集》其实也是以诗写史，以闺秀诗代表盛世正音，说明才女是清代盛世的表徵。 作者在结论中也重申本书以女性为视角如何改变吾人对盛清时期的认识。例如，中国家庭史中的经济与人口问题因此改观;盛清的儒家父系大家庭传统更形确立，并影响边疆及邻国，而妇女也认同此一制度，使自己成为中华教化的表徵;盛清时期的妇女问题论战充满冲突矛盾，妇女之有德/淫佚，多才/无知等等标签背後的真相犹待探究等等。同时，作者又再次强调，以妇女本身为中心重探十八世纪历史，足以挑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步论学者及西方的看法，即中国妇女是传统文化无助的受害者，唯有来自西方的新学及新价值可以解救。准此，本书也对两种学界说法提出补正。第一，因清代特重贞节，学者多半认为满清统治对妇女特别压迫。本书则指出，盛清妇女的书写记录显示儒家规范也可以被妇女利用来建立自我的道德权威地位，而佛道传统更可提供逃避的管道。简而言之，妇女也是时代运作的一员，并非完全被动的受害者。第二，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十八世纪晚期及十九世纪初期出现讽刺小说，挑战传统妇女规范，因而为日後中国的现代化及性别革命铺路。本书作者则发现十八世纪妇女本身对解放妇女的社会改革并无兴趣，因为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对妇女提供了若干保护与利益。本书的论证提醒我们，现代人对中国妇女史许多理所当然的认知其实都需要重新考虑。 笔者阅读本书的角度是以对中国妇女文学的兴趣出发的，所以不可讳言的，笔者的讨论也偏重书中与文学发展相关的部分;其实本书还有许多关於盛清时期人口变迁，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等的讨论，皆有助於吾人对此一时期妇女生活的了解。作者在论证时采用了许多妇女作品以为例证，就笔者看来，这些对文学作品的的运用十分成熟，兼顾了提供历史证据以及对作品的深度诠释。明清两代的妇女作品，此後必然仍是文学研究者及历史学者的共同资财。当然，文学研究者专注於作品与作者的分析可谓理所当然，但是当历史学者以妇女本身的书写为材料时，自然会局限於对中上层阶级妇女的探讨，对低阶层的妇女就不免忽略了。即以本书而论，作者的立意虽然是探讨十八世纪的江南妇女，但不论就研究的深度或篇幅比重来看，江南的闺秀仍然是本书的核心。事实上，由於女作家及其文学作品重新被发掘，早已使得最近汉学界的妇女史研究集中於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的闺秀阶级。这种趋势当然激发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如何能将江南以外的地区以及闺秀以外的阶级重新纳入我们对中国妇女的宏观认知，可能还要靠历史学家下一步的努力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一再强调不以西方标准论断中国历史，在论证过程中也不断举出十八世纪中国相对於西方文化的特质，这种对西方人「东方主义」的反省正是作者研究的重要企图之一。我们记忆犹新的是，1997年高彦颐(Dorothy Ko)引起广泛讨论的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一书，其实也是以这种精神出发的。连续两年两部重要妇女史著作的出版，应已奠定汉学界以中国文化特质为中心重探妇女史的大方向，过去那种以单纯的意识型态出发，将中国妇女一概视为父权牺牲品的论述方式，恐怕已经完全淡出学术研究了。面对这样的发展，我们一方面欣喜於中国妇女的生命在史学论述中有了更多元，更成熟的呈现，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正视这种新的学术趋势与妇女运动者－甚至是中国的妇女运动者－可能出现的歧见。毕竟，对百年来前仆後继苦心从事妇女运动的人士来说，象牙塔中的学者试图证明中国妇女虽然在社会制度下受到压抑，但仍有许多管道达成发洩，逃避，或者超越，甚至成为既得利益者，这实在是具有消解现代妇女追求平权之能力的危险性。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历史学者追求历史的完整面貌或文学研究者对作品进行更成熟的分析会损及当代中国女性对平等自由的追求，但是学者与妇运者如何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却是双方面都应及早思考的问题。 如前所述，Precious Records一书是作者累积近年对中国妇女的微观研究成果而从事的较为宏观的探讨，十八世纪妇女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然而，在宏观的论证之下，本书其实又再度开发了许多可能的研究方向，留待日後更细密的讨论。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相互循环与生发，应该就是未来妇女研究发展日益成熟的方式吧。 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出版时地:Stanf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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