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谚曰：Histories make men wise（“读史使人明智”）.但在我们的阅读实践中，这个“史”经常并非复数的“Histories”，而是单数的“History”，于是，我们很难说我们读“史”时是在读“历史本身”。挣扎出这一困境的努力之一，便是让“历史”成为“Histories”（复数的各种历史），而不是“History”（单数的一种历史）。

张宝明的《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便是这种努力之一。他将《新青年》放在“多维视野”下加以关照，力求使历史成为“复数”。比如，他把知识经济学引入历史观察，发现《新青年》所谓“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只是《新青年》鼎盛时期的说辞，并且趋于一种历史神话，而历史的“真相”则掩埋在这种“神话”之中。《新青年》开创时不仅寻找出版商艰难，而且找到出版商后，是以“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为条件的，而且《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投稿章程》也是以“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的稿酬相招徕的。移师北京后，直至1920年9月“新青年社”成立后，该刊都是由最初出资并担风险的群益书社出版发行的，当初约定的每月付“编辑费和稿费”，也不会因为突然出现的新的编辑理念而退还资本家的。至于杂志从最初的一千册扩大到后来的一万六千册，“编辑费和稿费”是否也有所提高，却已经掩埋在历史尘埃之下。

张著对于《新青年》在当时能迅速打开局面，开一代风气之先之原因，除了一般的探讨之外，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即“先声夺人的舆论创意”——“由商业上炮制的经济‘晕轮效应’并由此给思想界、文化界、知识界、舆论界带来的‘社会晕轮效应’”，以及支撑之的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作者在《问题与主义：两种思想谱系的历史演绎》一章中，专门分析了陈独秀话语中“不容置疑的‘唯理’特征”，切中肯綮。我们很难设想，一种不是单刀直入的繁复的文体和话语，可以惹起时代的思想“骚乱”。被作者选做与陈独秀的“唯理”对立之例子的胡适，其实也被裹挟在这种时代特征里。“问题”与“主义”的辨析，也只是到了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后，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潮波及中国之际，才被提出。而此前，胡适本人也是针对问题，拥抱主义的。这“主义”，可称其为“白话主义”，因为胡适主张采用“白话”的两个理由：“（1）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和“（2）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并不是来自于历史的考察本身，而是来自于他的“意识形态”。对此，周作人1922年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时，就曾以恰当的例证和极富说服力的论证，纠正胡适道：“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从而推翻了胡适主张“白话”的两个显然属于“本质论”的理由。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近二、三十年来，一直为海内外一部分华人学者所诟病。在《新青年》同人与传统的关系上，张著同样提供了另外一种考察思路，即在激烈反对中的暗中继承。比如，作者紧紧抓住堪称中国古代士人精神原型之一的“内圣外王”，指出：“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启蒙，如果说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的话，那么其基础则是伦理中心的泛道德主义，其创造则是用现代的新型的伦理道德来填充要反对（打倒）的陈旧的伦理。也恰恰在这里，我们看到，传统伦理中心主义、泛道德主义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万变不离其宗，总是逃脱不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内圣’的修养、良知、道德做后盾勖勉自己同时也不断拔高自己走向‘外王’，以拯救天下的情结担负起沉重的社会责任。”（P78）

出于这一思路的考察，作者放弃了胡适曾提示给人们的《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可以代表三个时代”的近代思想史框架，而代之以《新民丛报》→《甲寅》→《新青年》的观察框架，给《甲寅》以突出的地位。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比喻：《新民丛报》和《新青年》形同父子；而《甲寅》和《新青年》则“亲”如兄弟，《新青年》仿佛是《甲寅》原班人马的“位移”或“跳槽’”，连栏目设置和读者的最初反应都非常相像。历史真的不是被后设历史观（意识形态）切割的那样黑白分明，而是筋肉相连的生命体。

 “Histories”，或者“History”？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多维视野”本身就给了我们一个“还原”历史的可能——不是让历史真的“还原”到它当初发生的那一刻，而是把“单数”的历史还原到“复数”的历史，并通过无数的历史叙述，“挤搾”出历史的滴滴“原汁”。

《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张宝明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一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