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先生对鲁迅素有研究，我手边就有他年轻时撰写的一本《鲁迅传略》。此书是他25岁时的著作，之后又据此写了不同版本的鲁迅传记。但我觉得价值最大的莫过于他撰写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册书的起因是朱正先生读了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后，发现书中许多内容与事实并不符合，于是就投入大量精力进行了烦琐的考证，而这种考证的功力无疑使得他在书写与鲁迅相关的文字时，能够注重通过史料进行独立的判断。他的那册《鲁迅回忆录正误》也恰是为鲁迅的研究做了基础性的铺路工作，可谓功莫大焉。这册新出版的《一个人的呐喊》正是发挥了朱正先生这种扎实的考证功力，利用了当前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新发现的一些史料，对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形成进行了严密的考订和叙述，之前学界曾争议的一些问题，诸如鲁迅与朱安的婚姻，与许广平的爱情，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与左联的矛盾以及他的病故等等，均可在这本传记中找到一定的解答。

由此我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就是历史往往就是一个罗生门，每一个亲历者都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给出自己的答案，这里包括传记主人自身，因为即使是当事人的回忆也会因遗忘等原因造成对往事的误记，而他的亲人或者朋友则更可能因为自身的身份、地位以及特殊环境下的政治需要等因素而对往事进行一定处理或者加工，所有这些都会造成历史真相的扑朔迷离。朱正先生为了考订一个事情的准确性，常会通过多方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和推断，最终试图去还原出真实的历史面貌。如谈到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的失和，论者就进行了层层的推断和考证，引证了相关人物的回忆资料，对以前的一些提法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和排除——传说鲁迅曾因到周作人窗下“听房”而导致兄弟失和，但据朱正的考证，周作人房间的窗下有花木遮掩，“听房”的发生是不具备条件的，而在冲突爆发前，信子就已经对鲁迅怀有敌意，鲁迅当然是不会去对自己有敌意的人表示亲近，更别说是“听房”这样过分的举动。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回忆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以及鲁迅1932年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都共同提到“启孟真昏”，道出了鲁迅对兄弟破裂的痛心，也让论者朱正注意到矛盾的产生很可能另有隐情。许寿裳等人对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回忆，以及周作人在晚年日记中所记录的羽太信子的情况，均可以说明，信子当时患“癔病”，且“易作，如谵如呓”。但朱正并没有据此轻率下结论，他又对晚年周作人日记中自己剪去的十来个字进行了论证。被周作人剪去的日记为，“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池上是常到八道湾来看病的医生，因此朱正就此推断鲁迅说“启孟真昏”与当天羽太信子在八道湾后院“癔病”的发作有很大的关联。鲁迅与信子之间的矛盾源于经济，而根据朱正的论点，周作人在知道信子有“癔病”的情况下还“真昏”就实在不应该，以致兄弟到死不相往来，导致终生遗憾。

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有必要谈论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因为正是这一段不幸的婚姻给鲁迅本人的生前身后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争议，而朱正在此书中对这段婚姻也给出了新的解释。鲁迅与朱安的婚姻，历来都被认为是鲁迅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母亲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在朱正的考订下，鲁迅之前对于朱安本人很可能就有所耳闻，而且与朱安成亲，鲁迅的母亲之前是去信征询过他的意见的。材料一是周作人在1899年日记中曾记录其与朱筱云一同乘船看戏的记录，这朱筱云就是朱安的兄弟；其次是在鲁迅的亲戚周冠五的回忆《我的杂忆》中有对鲁迅婚姻的记录，其中就写到他曾在鲁迅母亲的要求下将安排的这桩婚姻写信征询在日本留学的鲁迅，鲁迅也最终同意了。至于鲁迅为何说与朱安成婚，是“母亲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朱正先生在此虽没有深入探究，但他对史料的发现与考订，足可为鲁迅研究提供新的推进空间。

读朱正先生的这册鲁迅传记，一方面感觉是犹如扫清历史迷雾一般在一个个地进行鲁迅生平密码的破译，另一方面则是对鲁迅的思想的关键性变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起初我觉得十分诧异的是，在本书中对周建人、萧红、李小峰、巴金等与鲁迅联系或者过从较密的人物并没有太多涉及，而是对他晚年交往的柔石、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人物费墨较多。在读完此书后，我觉得作者大致有两个用意，一是学界对鲁迅晚年与左联关系密切且思想倾向明显争议较多，二是鲁迅与左联之间的关系一直夹缠不清，那么弄清鲁迅与左联论争的一些关键点则是重中之重。在这册总共26小节的书中，朱正先生用了8节的文字来探讨鲁迅与左联之间的交往和纠葛，并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来探讨鲁迅与左联交往中的思想变化、矛盾、局限与精神处境，诸如谈到鲁迅与周扬之间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作者能够追溯产生争论的源头，查询史料并由此断定，“从这个大的背景看，两个口号之争可以看作是‘第三时期’（指1931年）转入‘人民阵线’（指1936年）时所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周扬、夏衍这些党的干部，当然紧跟着共产国际路线的转变而转变，而鲁迅，却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了”。根据当时在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王明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共五十年》中披露，“民族解放战争文学”和“国防文学”这两个口号以及文件都曾是由他一人在不同时间里所提出和撰写的。这一史料的挖掘和披露，将这一争论中鲁迅的思想状态以及此刻鲁迅的时代处境很深刻地揭示了出来。而在此争论中，由于鲁迅身陷重病，许多争论文章都是由冯雪峰主动代笔署名发表的，由此造成论敌更多的误解纠缠，使重病中的鲁迅感到颇为烦躁和愤怒。这些史料显然都是以前未曾接触到的，也是这册书写得很专业和精彩的地方。朱正先生由此指出，许多问题的进一步破解还有待更多史料的公布，但现有的发现对于了解一个晚年的鲁迅已是很有启发了。

朱正先生的这册著作颇有史家风范，尽管作者对鲁迅是极为喜爱的，但不因此而随意褒贬人物，从而进行情绪化的处理。如对于鲁迅尖锐批评过的人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的校长杨荫榆，作者就持论客观，平正宽厚，并引用了后来出名的作家、杨荫榆的侄女杨绛先生的一番议论。诸如此类处理，在许多有关鲁迅的传记作品中是很难得的。

面对历史的罗生门，没有人知道具体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我相信朱正《一个人的呐喊》是在试图接近鲁迅本人的过程中用力较大的一本。

《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朱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11月第一版，2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