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必定对蒋筑英等科技精英早逝的悲剧记忆犹新，但最近见到有关知识分子早逝的新报道，像蒋筑英那样正当盛年却遽然身亡的事例近年来比二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需要知识分子自省。

　　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生活状况、医疗保健条件和社会地位比二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除了若干敏感的专业或部门外，政治对业务的干预也基本消除。特别是中高级知识分子、科技精英、社会名流，要说还因生活所迫而超负荷工作，或有病得不到及时检查治疗，或受到政治压力，那绝非事实，也不会有人相信。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例外，而这类人也未必早逝。

　　应该承认，存在于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情况虽不一定有普遍性，却有其特点。

　　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返城、高考（考研）、出国、提升职称、评奖、申报项目、分房等事情，免不了还有婚姻和家庭生活，有人还有从政、经商的经验，每个人都难以做到十全十美，百分之百的成功。而且遭遇的失败或挫折未必就是本身的原因，有的也无法避免。如果不能豁达大度，正确对待，往往会陷于自责而不能自拔，或者无休止地怨天尤人，或者将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不仅影响工作，也损害健康。不少早逝者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原因。

　　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代习惯于组织分配、平均主义、大锅饭，彼此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而改革开放以来，同学、同事、同行、同僚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很多人一方面拥护打破平均主义，一旦自己低于平均线了，或者自以为低于平均线的，就会觉得不公平。有些人本来有很现实的目标，但面对水涨船高的局面就失去自制力。当了副教授马上想升教授，升了教授又盼博导，有了博导想成院士。升正处时出乎意料，退休前上不了正部却死不瞑目，看到年轻人超过自己时心态更难平衡。本来要做到全国领先已经很不容易，但还没有实现就加码到世界一流。搬进四房二厅时欢天喜地，没有几天就愁眉苦脸，因为别人已买了独院别墅。外界稍有诱惑就无法自制，面对压力更不能自我消解，只能成年累月疲于奔命，却永远得不到满足。

　　以往的教育一味宣扬“天才出于勤奋”，这代人又受到“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这类唯意志力观念的影响，加上媒体的片面宣传推波助澜，使一些人不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每个人既有天赋的一面，也有先天的局限性，只能扬长避短，才不至于事倍功半。而且，这一代人由于种种原因，往往已经留下难以消除的缺陷，如基础不扎实，知识不系统，外语水平低，缺乏完整的工作经历，人文素养差，过了创造发明的最佳年龄，目前物质还不具备等，总之只能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有的人只是因为本单位或本领域青黄不接才当上骨干或带头人，却忘了自己的弱点。某些不真实的宣传只突出拼命干，不报道实事求是；强调“把损失夺回来”，却不承认起点低的客观事实。结果使一些人不顾自身条件，确定过高目标，或者陷于困境不知自拔。有时报上宣传某教授至死还在研究某世界级难题，精神固然可嘉，但了解内情的人却明白，当初如果他不钻这个牛角尖，或许可以在其他方面做出更大成绩。有时媒体为某人数十万字的著作无法出版鸣不平，同行却知道那其实不过是资料抄录，实在没有出版价值。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一门学科、一个行业，能够达到顶尖的只能是个别人。不幸的是，有些人就是不认这个理，千军万马拥向攀登顶峰路一条，壮志未酬身先死虽然可惜，却无法避免。

　　这一代人介于旧新两代知识分子之间，既不能像老一辈那样保持传统的清高，安贫乐道，又不会像新一代那样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中运行自如，左右逢源。希望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却害怕失去铁饭碗的保护。盼望改革，又担心步子太快太大。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碰到难题还得找关系通路子，不能免俗。明知一些高指标实现不了，但缺乏抵制的勇气，只能不可为而为之。货币化分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非义务教育收费等改革措施使有些人产生过大的精神压力，经常为发退休金、老病和子女的教育担忧。经常处于焦虑不安、自相矛盾之中不能自拔，无疑加剧了身心的煎熬和痛苦。

　　我这样说并不是证明知识分子早逝是咎由自取，或者说社会各方面、特别是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不闻不问。外部条件当然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比如我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正常收入还不是很高，科研和教育经费还有待增加，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太强等等，但面对现实，知识分子本身也应考虑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到自尊，自爱，自强。何况社会再进步，物质待遇再优厚，也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摘自《冷眼热言》，长春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