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兄新作问世，观其书名《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知乃史学传记类作品，翻开书来，却见体例全新：他把李鸿章宦海四十年中一些最重要的奏稿信函拿来作为全书的焦点，细加评讲，展开议论，兼收赏文、说史、品人之效，可谓妙哉！
一般史学著作，读者与原始史料之间隔着作者，而作者以为读者用不着见整篇的原始史料，那是专供自己研究的东西，等研究出了成果，再把史料摘取、引用若干，当做史学观点的根据与读者见面。以往把原始史料印刷成书的，叫做史料集，也是给专业研究者用的，印数少且难得到普通读者手里。于是便有历史是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之说法——历史由史学家怎么说怎么是，读者只有接受的份儿；于是便常有某某史学家对史料理解有误或断章取义之类的争议。其实，历史本是大家的历史，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在文化日益进步的今天，民众对历史的发言权越来越大了，这种发言权又来自于独立的判断与眼光，来自于民间对历史的研究——一个文明社会，历史档案馆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有兴趣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可以接触到原始史料，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另外，阅读史料也不仅仅是为了研究历史，它还有着很强的文化欣赏的功能——史料里面蕴含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今人来说，就像周杰伦唱的《青花瓷》，具有独特的历史感与文化感，观赏、把玩趣味无穷。出版商洞其商机，已陆续有面向大众的历史资料出版物上市。而由历史学家亲自选择、编排史料，又现场做分析研究，再一并交给读者，如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其价值自然就更高些。
文如其人。从一个人写的文章中往往可以窥得其人性格特点、行为方式与内心世界。因此研究人物，不可不研究其文章。雷颐着眼于奏、函来研究李鸿章，则按住了李氏的一根要脉。笔者阅读时下史学文著，常感觉作者仅满足于把过去的事情交待一遍，不下细读史料、从中分析、琢磨的功夫。这样写出来的“史册”，虽有过程亦有结果，却不吸引人。雷颐的这本书能让我一口气读完，吸引我的不是里面那些历史过程与结果，而是更加细致、更加深层的东西。
那么，历史中何谓“更加细致、更加深层”的东西呢？当然离不开人及其“用心”。世间人是最复杂的，也是最值得研究的。历史之丰富、引人，正是因为它是人的历史。然而我们的许多历史书却写得枯燥乏味，无法像戏剧、小说那样吸引读者，就在于史学著作一般都缺少文学作品里那种对人及其“用心”的细致描写和分析。雷颐在书中正是通过对奏函这种历史资料的细致分析，充分揭示历史人物的“用心”，展露晚清官场中人与人、人与体制、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之间心智的过招与心计的博弈，于是历史就变得如戏剧、小说般地好看了。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可谓典型。他的一生折射出晚清四十年历史的五颜六色。作为洋务自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他通达时务，远见卓识，却又精于自保，只能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终究“不敢破格”；他总是临危受命，周旋于侵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因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人皆欲杀”之。李氏的成败荣辱，其实浓缩了大清帝国挣扎、衰落的悲凉晚景。作为一个有思想有情感的人，在历史活动的“台面”上下，他是怎么想又怎么说的呢？透过奏函的“说什么”，他真正又想“要什么”、“干什么”呢？这些便是历史中“更加细致、更加深层”的东西了。
雷颐书中不少地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譬如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时代的杀降事件。李氏时任江苏巡抚，在攻打苏州中，他竟设计把按照约定投降献城的八位太平天国将领统统杀掉。这事激怒了从中作保的“常胜军”首领戈登，其指李无耻背信。戈登甚至几天提着枪要找李算账，并拒领朝廷对攻克苏州颁发的赏金。与“常胜军”关系的恶化，最终促使李鸿章决心裁撤这支外国雇佣军。杀降事件在戈登和外国人中间引起强烈抗议，却得到朝廷的认可，说“所办并无不合”。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也肯定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意”，“殊为眼明手辣”。联系到同书中所载，曾国藩后来对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传授经验曰：与洋人打交道的关节就在一“诚”字而非“痞子手段”，可知曾李辈处置国内外事务的不同准则，这种复杂性延伸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耐人寻味。再譬如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维新运动之初，李以三千金入强学会被拒而大丢面子，一些史家认为御史杨崇伊对维新变法的捣乱破坏，背后就有他的亲戚李鸿章。不过李氏同情维新事业还是有事实根据的。雷颐书中亦谈到，维新派改八股为策试即使李鸿章兴奋不已，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吾深愧焉”。这种话自然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他派人去看康，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他还把荣禄参康、刚毅反对授官康之事当面告诉康有为本人，叫他留神。政变发生后，有人上弹章追究李鸿章与维新派的关系，慈禧问李：有人说你是康党。李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他知道慈禧发动政变在乎的是权力而非反对变法，但当时这么回太后的话，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李逝世后，梁启超是最早为他写传记的作家之一，梁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如雷颐所说，李鸿章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除了思想上有共鸣外，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这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9.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