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典导读”栏开设未久，即受到著译界的称赞，有人称这是真正关心学术文化建设，倡导良好读书风气的善举；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经典”一词容易被赋予 不同理解，某些名著未必够得上“经典”，某一狭窄专业领域的“经典”圈外人未必愿意一读。我们考虑到本报的定位，更愿意在此栏中关注那些具有长久价值，其思想方法能够辐射到较多学科范围、较广泛读者群，在阅读中具有常读常新，在出版业内具有常出常新这些品质的著作。“大家小书”因其学术文化含量颇高，长期以来为读者所喜爱，也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这次选择的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并不是一本专业领域的精深研究著作，而主要是一本浸透着史学大家毕生治学经验的入门书。 　　

　　严耕望先生是安徽桐城人。纵览百年中国史林，皖籍学人所著史学方法论著作，胡适之外，有五家最值得关注：姚永朴《史学研究法》、李则纲《史学通论》、吴孟复《古书读校法》、汪荣祖《史学九章》，以及严耕望的这部《治史三书》。五家之外，唐德刚、余英时、何佑森等安徽籍学者的著作均涉及史学方法，多有发明。

　　皖籍学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实证为根，然后在实证的基础上生发史法。因为以实证为根，所以各人均有专门之学，所言史法也不以名理思辨为能，而是重技法，求中肯，章法紧密，语不泛设。

　　严耕望先生的著作鲜明地反映了这个特点。他本是中国中古政治制度与历史地理专家，著有大部头的专业著作。《治史三书》是他几十年治史经验的思想结晶。所以，余英时说，严耕望是“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所谓“朴实”，简单地说，就是老实巴交做学问，不投机取巧卖弄小聪明。从深处说，则意味着一整套科学客观的学术态度、学术立场与学术方法。严氏治史，最推崇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誉之为中国史学界的四大家。不过在余英时看来，严氏本人的史学实践，实较近于陈垣、吕思勉，而稍远于陈寅恪与钱穆。也就是说，严耕望的治学取向，是探寻确实而稳定的历史知识、可实证的历史真相，不大愿意或者很少涉足过分依赖主观判断的抽象领域，很少发见仁见智的“议论”。是即为“朴实”。

　　“朴实”是中外史学家的一种类型，也是大部分史家的基本特性。由于历史学家的个人才性、学养深浅以及知识结构各不相同，所以他们或擅长细微的史实考订，或擅长宏大的历史综括。而高才大力者，能够将二者融会贯通，合为一体。只有合为一体，才可称之为“精通”。不过，无论怎样精通，“朴实”终归都是优秀历史学家的学术根基所在。

　　在笔者看来，严氏“朴实”学风的养成，除受历史学一般特性以及陈垣、吕思勉的影响之外，其早期及更直接的源头，当是皖人的治史传统。同时应看到，严氏并非不重视“过分依赖主观判断的抽象领域”，而是在该领域发“议论”，也处处体现出“朴实”的风格。

　　著名桐城派学者姚永朴就是严耕望的乡贤前辈。姚著《史学研究法》曾被史学家杨鸿烈定性为“我国从古以来老师宿儒教人读史的方法”，意即朴实。李则刚是严耕望的高中历史教师，对严氏的史学观念影响极大，所以书中多次提及。李氏《史学通论》虽趋于通识一途，但大体仍可划入朴实界域。吴孟复曾向姚永朴问学，故《古书读校法》以桐城文法讲史法，发覆破的，颇多创获，但亦以朴实为基调。何佑森、汪荣祖同样是讲求内功而极重修辞有根的纯正学人。惟独胡适、余英时、唐德刚，逸思放言，手滑笔快，藻采靓丽，似与朴实不类。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喜欢别人夸赞自家的功力。总而言之，正如严耕望书中所说，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派向来声势最盛。在此背景下，即使以通识与议论为依归的学人，亦断不敢不为专门之学，况且原本就以考据详博见称的皖派学人呢！

　　了解到严氏所处的学术氛围、师承流脉以及治学品格，《治史三书》的基本特点也就可想一二了。

　　全书的书眼，正在于“专精”与“博通”的二元划定。在开篇以及《论著标准》一节中，严耕望就此话题作了集中阐述，采用的词句虽不完全相同，但意思是一贯的。专精对应“充实”，意味着内容扎实、考证精详、术业专攻，属于古人所谓“学”的范畴。博通对应“光辉”，意味着目光锐利、思想深刻、高瞻远瞩，属于古人所谓“识”的范畴。《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著名史学家杨联陞曾经以此语品评某人的学术成果。严耕望认为，一部完美的史学著作，就在于“充实而有光辉”。

　　显然，在严耕望看来，理想的历史著作，正是古人所谓才、学、识、德熔于一冶，词章、义理、考据融于一身，知性、作性、记性化于一书，事实、道德、艺术亦即真善美有机化一。《治史三书》的逻辑架构及内容铺展，就是告诉读者如何向着这个光辉的目标迈进。

　　应该说，“专精”与“博通”的关系，是任何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都无法绕开的议题。严耕望的特长，在于同所有具备朴实品格的历史学家一样，能够把这个议题通过自身的治学经历以及深厚经验讲述得惟妙惟肖。所以，书中列举了许多精美独到、堪称典范的事例，谈了诸多个人体会，提出许多条应当注意的事项，以及可采用的措施和办法。诸如此类，诚然可让读者感受到“充实而有光辉”的魅力，金针度人、沾丐后学自然不在浅显。这些措施和办法也极为切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勤奋读书而已。

　　确实，历史学是一门熟练工种。设想通过阅读某部方法论著作即成为史学家，天下绝没有如此便宜的事情。国学大师章太炎曾经说，社会上流行的那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著作，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不管你道理讲得多么明白，都不能代替自己去读原著。章大师的看法当然片面，但如果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则可以懂得，方法性著作可以让人少走弯路，但最根本的，还得是自己去刻苦钻研。

　　所以，在严耕望笔下，虽然专精与博通并重，但绝大部分篇幅，却是引导读者去下朴实的笨功夫。他以自己为例，说自己读《宋史》，就是自头到尾，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相当认真地通读。只有将基本材料通读一遍乃至若干遍，才会将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学术人所走的路，只能是不断充实自己、逐步迈向光辉。

　　总之，严耕望的总体思想，正如马克思的名言之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尽管严耕望并没有引证马克思的这句名言。

　　所以，如果以思想家的眼光、按理论著作的标准来品评《治史三书》，读者很可能会失望，因为它所讲的道理就是如此简单，甚至可称为老生常谈。但是，看了书中列举的丰富例证，谁又会否定这些并不复杂深奥的“漫谈”背后，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呢！

　　俗话说得好：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严耕望则说：博未必通，通则必博。“学”尚且未必“能”，“博”尚且未必“通”，何况不“学”不“博”呢？《治史三书》之所以“充实而有光辉”，就集中体现在“博学”二字上。

　　本书曾经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重新出版，确实证明了它的准经典特质。对严氏其他史学著作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去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严耕望史学著作集》。

　　《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