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29.80元）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雷颐拥有专业的学术背景，在这部著作当中，他系统研究了李鸿章写给皇帝的奏折，这个“晚清第一重臣”在为官40年间所写的大量奏折，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他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奏折是高级官员写给皇帝的工作报告或请示、建议，是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从来都为历史研究者或书写者所重视。但像雷颐这样，系统地研究一个人一生所写的全部奏折，我还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在晚清历史上，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曾参与大量的国家与地方的政务和机要；他又精于“写折子”，他的奏折总能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书中还对李鸿章写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简要分析和点评。“奏”与“函”的两相对照，使读者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在风雨飘摇中急剧朽烂的政权的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有了更加深刻、详实和生动的了解。

　　美国人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所著《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29.00元）是一部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实录。作者是一名1909年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深切感受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他的叙述生动而详尽，其中对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袁世凯、李鸿章等当时风云人物的描写尤为细致入微。他的很多看法、观点和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外国人书写中国历史，总能提供一种新鲜的经验和角度。另一部向读者提供了不同感受的历史写作出自萧让的《武则天：女皇之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35.00元）,作者被认为是“用女性特有的知觉摸清武则天的所有底细，追究细节，叩问本心”。不过，她的独特性还不仅是由于性别，首先还是她没有史学专业教育背景，她的书写历史主要是兴趣所致，她写历史是和网络世界的朋友交流和沟通，所以，她在书写中更注重可读性，这或者正是所谓通俗历史写作区别于专业历史写作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也不应成为通俗历史写作被轻视乃至被歧视的理由。事实上，通俗历史写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专业历史写作必要的补充。而就历史阅读的社会需求而言，通俗历史写作的贡献肯定超过了专业历史写作。但通俗历史写作也要注重吸收专业历史写作的研究成果，将这些成果转化为大众可以接受的历史叙事。在这方面，萧让做得是比较突出的。

　　其实，历史叙事本身就呈现为多样性。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特点和价值。曾经提供了多种历史写作文本的萨苏，在2008年之初贡献了《菊与刀（插图评注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38.00元）。该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作品，在描述日本人的著作中，它的名气最大。萨苏以“评注”的方式，对日本、日本人、日本历史进行了再创作式的描述，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写作？你甚至很难判定它是通俗的，还是专业的。还有吴祖光先生的《二流堂里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19.80元），这是一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历史写作之一种。看起来，历史写作所呈现出来的丰富性、多样性，在2008年春天，带给读者的快乐也是丰富的和多样的，真的是如逢春雨，如沐春风啊！

　　《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梅毅著，同心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34.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