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说什么的？长期以来民间的普遍看法是，它是歌颂梁山好汉的。“好汉”，乃英雄也。学界以前的主流观点是“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说，后来又有“市民运动”说。无论何种说法，也基本上是将其视为“英雄”的赞歌。众好汉因不堪统治者的欺压，揭竿而起，成为反抗暴政的英雄。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名著的主题就是“官逼民反”。杜景华在《夜话水浒》（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中明确指出：“《水浒传》贯穿一个思想，便是‘逼上梁山’”；“应该说，100多英雄好汉无一不是被逼上梁山的。”

　　不过，也有少数人对“逼上梁山”提出质疑，例如著名学者萨孟武曾说：“‘迫上梁山’是《水浒传》的统一性，但是真正迫上梁山的，似只有林冲和武松两人，其他好汉或自愿落草，或为梁山所迫。”(《水浒与中国社会》岳麓书社1998年版）。

　　此前否认大多数梁山好汉是被逼上梁山的论者一般并不质疑其“官逼民反”的前提，因此尽管结论不同，其出发点与“逼上梁山”论者并无二致。黄波近著《说破英雄惊杀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无论是在旧论的深化还是在新论的创建方面，都有着吸引人之处。

　　本书也认为“整个梁山，真正够格能称‘逼上梁山’的，其实只有一个林冲。”但是在出发点上与他们有着明显区别。《“逼上梁山”考》这一节全面考察“好汉”们上山的不同动机和途径，指出，一些人是羡慕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生活而自愿上梁山，还有人早就是地方上的恶霸，是“逼”别人的角色，哪里用得着被人“逼”呢。另有些人是被梁山人设计诱上山的，例如卢俊义、秦明、朱仝等。（牧惠在《歪批水浒》（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中把这种手段称之为“拽上梁山”。）这些分析从根本上颠覆了“官逼民反”乃至“逼上梁山”的神话。

　　揭示好汉们上梁山的动机，已经动摇了他们作为造反者的英雄形象。黄著又进一步分析梁山好汉们的行为，明确提出判断英雄的标准：“在英雄的判断问题上，我秉持的价值观都是一以贯之的，即看是否把天赋权利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可是千百年来，漠视人之天赋权利的梁山好汉被当作英雄，受到国人的追捧，这是严重违背现代文明理念的。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打破人们对水浒英雄的梦想”，大力宣扬现代化的理念。

　　李逵是世间公认的头号梁山“英雄”，不仅因为他“革命性”最强，激烈反对宋江主张“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而且因为他敢杀，敢拼，据说，这多是因为他有着率真和可爱的性格。黄著批评的头一个目标就是李逵，指出他不仅不那么可爱可敬，而且是可怕和可憎。李逵是一个嗜血者，把战争、杀人和流血看得像一场游戏，而且动不动就会“杀得手顺”，因此而杀人成瘾，滥杀无辜。在劫法场时，他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杀的都是看客；为“逼”朱仝上梁山，李逵竟然残忍地砍杀无辜的幼童——小衙内。

　　大多数人对小衙内之死熟视无睹，还有极少数人为李逵的罪恶开脱。例如牧惠认为，李逵只不过是一个执行者，“李逵奉哥哥将令杀死区区一位小衙内，实在算不得什么。再说，难保这位被沧州知府娇宠的小衙内，长大之后不会是高衙内这样的恶棍或蔡九知府式既贪婪又昏庸的低能儿。”值得注意的是，牧惠对《水浒传》中的杀人普遍持赞同的态度，对常人认为武松只该杀张都监家三人的主张，牧惠说，为了能顺当地杀死三个仇人，武松非杀死更多的人不可。况且，扩大化的“冤死鬼”可以对坏人起到警告的作用。对于被李逵滥杀的法场看客，牧惠竟然说是活该，“谁叫你看热闹！”如此冷血和是非颠倒，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而最令本书作者不能容忍的就是李逵竟然残忍地砍杀无辜的幼童。“那个年仅四岁‘生得端严美貌’的小衙内的死让人心痛，‘小衙内倒在地上，只见头劈做两半个”。本书对小衙内之死极为重视，在开篇专论李逵的那一节中说到，而且专门设一节《小衙内之死》，详尽地阐述。他原以为自《水浒传》流传以来，痛惜小衙内之死“这只是我一人的感受”，后来发现，此前已有知堂老人强烈谴责李逵的兽行，把它视为“不能饶恕的”罪恶。其实，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为了把朱仝赚上梁山，李逵非常残忍地把朱仝照看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脑袋劈作两半。”认为这是让“现代读者感到是非人类所为的”。尽管本书作者不是痛斥李逵此项暴行的唯一者和第一者，但是他首先真正将此事件认定为一个极其严重和严肃的问题，并作为评别水浒英雄的一大标准。李逵因此无可置疑地被排除在英雄行列之外，而将人性未泯的朱仝判定为少数的（仅有的4位）真英雄之一。

　　本书全面揭露梁山“好汉”的暴行，包括“十字坡”黑店孙二娘做人肉包子，等等。在谴责李逵等人罪恶的同时，抨击国人对此的纵容和麻木，不仅显示了鲜明的是非观念，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黄著以杀人者的暴行为切入口，进一步分析梁山好汉们的各种行为，戳穿了他们“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仗义疏财”的种种神话。书中论述扈三娘的话可以当作对大部分梁山好汉的评价：“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

　　黄著提出要打破人们关于水浒英雄的梦想，的确是慧眼独具，在水浒研究中开创了一种新视角。该书还对长期以来《水浒传》研究中的诸多热点话题，如《水浒传》的女性观、梁山好汉排座次、招安与反招安之争、晁盖与宋江关系等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都与“英雄”的主题密切相关。

　　书作者指出，虽然他对水浒英雄基本上不予认同，但并不否认《水浒传》作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价值。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赞许的。《水浒传》全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千姿百态，也揭示了隐含于中国文化深层所具有的暴力性。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它不一定是描写农民起义，但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去理解它，利用它。明清一些民间暴动以《水浒传》为政治教科书，无论起义、作战，还是招安，受降，多有以梁山好汉为榜样者。明末农民起义军借用《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口号。还有不少起义领袖采用水浒人物的名字或绰号，例如黑旋风、一丈青、宋江、燕青等等。据袁良义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大略统计有20多个这类名称，说明这部古典名著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说破英雄惊杀人》，黄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2月第一版，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