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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恢复文学的优雅
来源:  作者:  点击:次  时间:2008-04-01 00:00于哲学网发表

 

 



        ——评长篇历史小说《圣哲老子》

        读完张兴海的《圣哲老子》,掩卷深思,便觉得这部书必定是出自一位胸襟淡泊,大智若愚,修辞立诚的民间乡野文人之手。郁郁乎文哉!这里强调民间的和乡野的文人之“文”,是指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创作指向了恢复中国文学的智慧和优雅,恢复从诗骚源头流来的那一股抱朴含真的气质。在我们处身的时代,这是难得的。在商品文化盛行的现今,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表现在文学上则是灵魂变得轻飘无根了,文字变得浮躁粗鄙了,叙事变得哗众取宠了,而欲望、犯罪、身体、时尚、娱乐至死,如潮涌一样泛滥在当下一部分文学的内里,以至要找寻隽永的诗性和雅致的思理变成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与世界上不少国家民族的优秀作品相比,中国的长篇小说或扩大为整个文学,比较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比较缺乏超越现象界的内在精神能力。话说得有点重,反映了我对当下文学精神资源匮乏的某种焦虑。阅读《圣哲老子》,从其文本里我看到了还原上古生活的想象,深参哲理的静思,以及对整秩的语言和琅琅的音韵经营,我的眼前是一幅古老而迷人的精神追求的图景。这对我的焦虑似有所缓解。这是对当下文学粗鄙化倾向的一种不自觉的矫正。

        一部作品的内在精神与其叙述风格往往是互相选择的。一部好的作品总是在呼唤它惟一的作者。在十三经中,老子的《道德经》是原典的原典,是中国文化的根系之一,其道的哲学和辨证法思想,体大思精,微妙玄通。但老子的史料又极其有限,《史记》中《老子传》仅六百字,且扑朔迷离。老子究竟何人?何以有如此博大浩瀚的哲思?他的灵感来自何处?是什么成就了他千古不朽的言述?作为历史之谜,历来成为人们心中的悬想。于是,写老子难度极大,除正史外,也许还需要大量野史的补充,在山野中,在文化遗迹中去探寻他的影踪。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个具有相应文化秉性和文史造诣的叙述人。这个人就是张兴海。后来知道,张兴海的文化身份也许恰好适宜担当老子的文学代言人。他的故乡,渭河之滨的周至县楼观台,虽属西安市辖,但相传是老子当年的说经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文化圣地,至今保存着古老的民俗文化。他自小耳濡目染,对老子有一种心灵的感应和神会。西安乃十三朝古都,厚重的秦汉文化培育了他内在的文人气质。为了写老子,他还到鹿邑、曲仁里、亳州、函谷关等地考察,寻访老子的遗踪,呼吸老子的气息。实地的人类学考察,感受道家文化成长背景和深藏的士人情结,使张兴海成为能写好老子的合适人选。这几乎是一种宿命。评论家李星断言,“在当代中国并不多的,却也并非空白的几种老子的书写中,张兴海的《圣哲老子》是颇为雄沉、厚重,完整、丰富的,也许是最具思想启示意义和审美价值的一种。”我看此言不虚,上佳的老子传没有出自埋首典籍的学者之手,也没有出自熟谙小说技艺的新锐作家之手,竟诞生于一个乡野文人的手中,这本身就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是与老子的贵柔哲学相合的,暗示了当前文学精神资源开掘的一个被忽视的方位。

        的确,张兴海写得优雅,写得蕴藉,写得逸兴飞扬,写得文采斐然。当写作者和写作对象在气质上达到某种吻合时,便若有神助,其才情可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按照荣格的说法,附着在他身上的集体无意识(指道家文化因子)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闪现,凡是创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现的地方,就有它的踪影。结果,我看到一个当下文学中少见的从内在精神到文体风度都相当优雅的文本,这是一种古风在当代的重现。

        首先是精神的优雅。这位基层文化馆的研究员对道家文化的虔诚,使他无需学术的繁琐考证分析就能凭直觉触摸到道家文化精髓。柔弱、不争、处下是老子的匡世之道,救人之方,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是老子的处世方略,道一、混沌、阴阳是老子的万物起源学说之基。全书虽然故事脉络多,意象繁复,但始终贯穿着一条道家文化的思想线,不是以老子为中心,而是以老子的哲学为中心,使全书氤氲着道的神秘氛围,最后百川汇海,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成了道的印证。但绝非借文学说理,而是道融在全书的所有成分中,像盐溶解于水中一样。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存在,道是超越的,是整体的,又是无微不至的,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为一种优雅的姿态,蔑视权贵、世俗,引导我们冥想生活的真谛和世界的意义。如书中老子、孔子、孙子、尹喜、硕人等无不超越现实功利,寻求某种高蹈的精神。在后记中,作者说他本想写一群生活化的、人性化的圣哲形象,但我看他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此意图,因为一旦面对具体对象,就不是他把握道,而是道引领他了,传统文化的吸力太强,他不能不深陷其中,变成道在叙述他,道在自己言说。所以,虽然全书预定的是生活化的调子,但显示出来的处处是启示,是神谕,是促使我们悉心去体会的和谐、真朴、自由、自然、个体、本性、天道的真义。

        其次是文体的优雅。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张兴海找到了一种表达“道”的属于他自己的形式,那就是四字句,我把这种文体叫“诗经体”。春秋时代是《诗经》的时代,没有现在的逻辑分析思维那么严密,就是老子的《道德经》也是用诗的语言写的。纵览全书,所有章节名都设计为四字句,如“龙麟其姿”、“紫气东来”、“硕人习琴”;引用的歌谣也多是四字句,有的就是《诗经》的原文;所用语言的基本成分也是四字句,如“振振公子”、“日暮途穷”、“东方既白”。这种探索有新意,作者有意通过语言去再现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四字句的运用娴熟,不生硬不造作,和所述的情境颇为贴合,文采也变得丰茂。就连叙事的语言都带有吟哦的味道,琅琅有韵,诗意充沛,从某种程度上力图恢复汉语的浑朴和美丽。当然,我说的“诗经体”不单指语言,还指风格,开阖自如、从容优雅的风格。老夫子张兴海写这部作品还是放得很开,简直可以说放纵了。人物众多,场景频换,事件纷纭,要写好难度大,但他的笔并无拘束,行当所可行,止当所可止,似乎没有刻意经营,人物自然就活了,味道自然就足了。如第十一章《罗浮山下》的暗藏机锋,第十八章《门里门外》的意识恍惚,写来元气淋漓,气象开阔!我以为,在当下的文学中,像《圣哲老子》这样有风度的书写委实还是不多见的。

        《圣哲老子》  张兴海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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