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实上，人在仕途，又何尝不是身不由己呢？ 说做官是一种职业，这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因为做官需要应对形形色色的人、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所以，做官无疑又是一种相当特殊的职业。尤其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文人相比，做官所需要的上下周旋与左右圆通，与文人安贫乐道的处世理想显然大相径庭；而处身官场的热闹，也与深居书斋的冷清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一个踌躇满志的仕途中人去做文人固然让他心有未甘，让一个淡泊名利的文人步入仕途也同样会令他勉为其难。我在刘宪茹先生的新作《在道》中，读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徘徊于官场与文人之间的尴尬心境。
就刘先生的职业来看，他是一位仕途中人；就刘先生的心态来看，他更像一位标准的文人。作为官员的刘先生无疑是非常称职的，他大半生在仕途上旅行，对上不卑不亢，对下抚恤有加，既敢于说真话，亦乐于办实事，是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好官。作为文人的刘先生同样是非常称职的，他一直希望能够在文学方面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从政之余，更是写下了大量题材各异的散文随笔，这些文章不拘一格、直抒胸臆，常常以超人的胆识揭示社会现象、针砭社会现实，对于政治、对于人生，均有自己不俗的观点和见识，即便与专业文人相比，他的艺术修养与文字造诣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也就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矛盾，刘先生本质上是一位文人，他本应该以超然的姿态指点江山、激昂文字，却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去处理各种繁琐的日常事务、周旋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之间；他习惯以理想主义者的眼光看待政治、看待官场，却发现政治总是不尽如人意，官场更是充满了名利之争、暴露出人性的阴暗；他喜欢以文人的方式去处理官场事务，却常常举步维艰、四处碰壁；他更注重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质量，却不得不时时在虚伪的人情中浸泡、在庸俗的世故中沉浮，以至在杂芜和纷繁中毫无意义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浪费着宝贵的时间——直到步入老境，刘先生才终于发现，文学与官场原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他深有感触地说道：“我的莫大的悲哀在于：命运基本被别人左右，自己的意志几近于无……”言语间既包含着一丝淡淡的失落，也隐藏着一种深深的无奈。
当然，即便处身于官场和文人的夹缝之间，刘先生依然不失文人本色，尽量在官场中挥洒自己的文人意气，行使自己作为一介文人干预现实的权力。身为仕途中人，他从不执意去维护“官本位”的利益，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权力必须接受管理”，并毫无隐讳地列举出官场的种种弊端。他说：“任意权力过多或者过多地行使任意权力，肯定会沦落为一个‘坏政府’。”他说：“在名利场上，根本就不要指望还有什么像模像样的人。”他说：“在官场中，空话、套话和废话一日不除，祸害便一日不去。”他说：“在所有的官场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可有可无的。”这些话既戳中“官本位”社会的要害，亦很难讨领导的欢心——事实上，正是因为他拥有理想主义者的天真与执著，才使他最终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又勇于诉诸行动的官场另类。
在《在道》的后记中，刘先生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文章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怎么方便就怎么写，既少有体裁约束，也没有文字讲究——你把它看作一位官员的仕途感悟亦可，你把它当作一位文人的精神反省亦无不可。总之，刘先生只是以文字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并表达了一介公民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以此聊以自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