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第4期《中国青年》杂志曾发表一篇流传一时的名文《北大：魂兮归来》。文章开头引证这样一个新闻来提醒人们注意北大的危机：南京大学的SCI（科学引文索引）排名已经数年超过了北大而居第一位。“SCI排名”这一指标似乎是从这一事件开始大规模影响教育管理者的心态，各高校竞相大力抓论文发表数量。中国大学教育进入一个更为严格的“量化考核”阶段，“发表论文数”成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但很少有人追问，这些论文的真实价值究竟如何）。大学教育出台了各种各样的细则，拟订了各种各样的评分标准，划分了各种各样的级别，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排行榜，“表格化管理”越来越深入（但很少有人肯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有很多根本性的价值是无法量化和统一的）。

　　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生活也在迅速规范化，“麦当劳化”，千人一面，受制于同一评价标准。城市建设患上相似的“高尔夫球场魔症”，相似的生活逻辑以水波状扩散的方式从中心城市向广大城乡复制粘贴。无论是形形色色的“表格”还是城市里密密麻麻的住宅楼——它们有着相似的几何外表——都意味着社会生活对“人”的分割和宰制，都在努力使人个性泯灭，成为一架庞大机器上的部件，一条规模空前的流水线上的复制品。

　　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根脆弱的芦苇，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人类的高贵和尊严在于他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他是自己精神生活的主人；而我们面对的“现代化”的事实却是，“人”越来越成为“物”和“规范”的奴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本源”；而在我们的现实中，“金钱”成为唯一强大的价值标准，“多数人”的选择成为一种暴政，它冲垮一切对于“不同”、“自我”的坚守，使每个人都汇入一片盲目的大合唱——在“解放”的旗帜下，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更为隐蔽的专制。

　　北大并非某所具体的大学，而是一个造梦之地，无论具体地点是在沙滩红楼还是未名湖畔，它独立、自由、担当的精神气质是那些最深层的理想主义者相互辨识的标记。近年来关于北大的批评性报道不断见于报端、网络：进北大校门查证事件，“未名湖大酒店”事件，拆除三角地布告栏事件……这些具体事件往往被提升到抽象的层面予以批评，可见北大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验证某种关于“好”的标准。这些批评体现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里，人们本能地对某种“丧失”的警惕，而发出最严厉批评的，往往是北大人自身。“寻找北大”不是沉浸于“意淫”的氛围中，而是一个严厉的提醒，一次对无孔不入、一统天下的“现代化”逻辑的反省和抗争。在看似平民化的现实中，可能隐藏着更紧密的绳索；在貌似奔向解放的途中，可能潜伏着更深的牢笼。因而，“寻找北大”便不能不成为一种必要，以应对这场看似无形却异常残酷的战争。

　　这本书讲述了一些故事，提示了一种已经消逝和正在消逝的大学精神。这本书的写作者，年龄大者已逾七十，年龄小者二十出头，他们的大学岁月分布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每一个十年里，他们关于北大的记忆跨度与共和国的历史长度相当。在他们或激动、或遒劲、或昂扬、或低回的叙述中，我们总能辨认出一点相似的向往：生命的枝条自由朝向无垠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