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宗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议题。自佛教传入中土蘖生出禅宗以来，它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影响几乎在整体上塑造了唐宋以后中国文学的走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作用是佛教教理与文学创作倾向的简单对应。禅宗思想渗透入诗歌，通常体现为这一艺术形式在主题上对它的含纳、领悟以及表达方式上的甄别、选择。《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一书处理的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书中，作者胡遂遵循的是历史描述的原则，将禅宗教理的发展和特定的时代氛围、审美风范结合起来，以便还原出唐代诗歌的艺术演变经由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的文化语境。

　　胡遂在讨论唐代诗歌“最根本的精神实质”时指出，“自信是唐代诗人最具个性与魅力的品格”，并认为“从唐诗的流变过程来看，可以说就是一个如何解放自我、升华自我、超越自我、尊显自我、突出自我、安定自我、树立自我的过程”。为什么诗歌艺术品性的形成和诗人的自信心的树立有着一番对称呢？胡遂解释说，唐代诗人自信力的树立的过程契合了佛教禅宗尤其是南宗禅信仰“自心”的修行要求，即是说，诗歌的艺术特性和禅宗教理在对生命价值、尊严的实现方式的看法上存在一致之处，从而表现“人的自性、自由与自在”就成了维系两者水乳交融关系的基石。自信力树立的后果便是主体性情的无遮无掩、无拘无束，诗歌写作新气象的形成必须以不断捕捉这一来自内心世界的自我完满为前提，也使得诗歌写作间接地承载了合理的现实内容。

　　初唐诗人诗歌写作扭转宫廷诗的矫饰态势，回归社会人生、走向对“自我”的发现，与其说是诗歌题材的拓展，毋宁是诗意的生成方式的变革。盛唐诗人在突出“自我”基础上的对性情、兴趣的关注，将“自心”不断敞开，表明了性情在这个阶段有着一个自显、自现与自我超越的过程，它为心性的充实提供了一条有章可循的路径，也利用诗歌的艺术法则显示了生命存在的真谛，可谓盛唐气象的典范。中唐诗人经历过大历时期的洗礼，“性”的自我放纵、自我调适泾渭分明。自我放纵强调的是心灵的解脱与主体精神的上扬，它立意反抗任何外在压抑，旨归却在心性的自由与解脱，相应地诗歌语言也渐趋奇崛险怪；自我调适强调的则是诗人写作以平常心对待自我、以平常心对待外界，相应地诗歌语言也渐趋平易浅俗。实际上，这是一种对狂和逸的人生态度的诗化。至于晚唐诗人咏怀诗、咏史诗的大量写作和对人生“空幻”感的抒发虽然无不反映一个时代普遍的落寞沉寂情绪的弥漫，背后坚持的却还是萦萦在心的“万法皆空”的佛家境界，它在扬弃前几个阶段主体心性的发展形式上，最为便捷、巧妙地提供了参禅悦禅的生活模式。

　　其实，从个人修行方面来说，唐代诗人参禅悦禅生活的高雅清静不仅是佛教禅宗教理的潜移默化，更是主体心性获得完满、丰淳的本义——诗歌书写“至静至清至寂的山林隐逸诗篇”连同写作本身也构成一种“净业善业”，以至于可以作为“修行方式”被看待。在唐诗发展史上，诗人、僧徒之间的唱和、交游每每不必具体体现为空言佛理禅趣，有所唱和、交游就是甘心于从容淡与泊的表现，而诗人对自身日常隐逸生活的书写，也有着对寓于其中的诗意的理解、建构与发挥。无论置身治世、乱世，外在世界的变化都每每激发着诗人将“意念觉知”投注于内在的“性”与外在的“境”的和谐维系上，以求安身立命的妥当之处。在这一对和谐过程的追寻当中，“一方面是境对性潜移默化的浸染，另一方面是性对境透辟入里的体察观照”。只有性与境的和谐才有诗人的安身立命的妥当可言，才有诗人的贴己体物、温暖自身可言。